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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援助之程序性制裁问题研判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6/7/4 8:54:04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被长期诟病的适用范围过窄、适用阶段单一、实施程序落后等弊病已经借势大修、得以缓解。但法律援助中“量”的优势还远不能达到立法预期,更难以掩饰“质”的现实窘境。因此,构建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让权利行使得更有力,让侵权行为得以制裁,实现有效法律援助将成为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刑事法律援助设立程序性制裁的理论基础

从1996 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再到2013 年“两院两部”重新修订配合《刑事诉讼法》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我国刑事立法领域展现出了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极大重视。首先,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 条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应当由国家承担[1]。其次,给未定罪的人提供法律援助是对无罪推定的肯定,也体现了司法对于人权保障的应有尊重,维护了其应有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再次,援助律师的介入人为地提升了辩方的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限制了控方权力的滥用,在一增一减、一扬一抑中实现了控辩对等,这能有力防止诉讼中的非法取证行为,有助于遏制冤错案件频发的态势。最后,援助律师同辩护律师一样享有多项辩护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增加辩方的诉讼参与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便是没有获得满意的实体结果,也会因为诉讼公正、民主、文明、进步的外观,提高了判决的可接受性[2],更挽救了亟待重塑的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 一) 刑事法律援助设立程序制裁的法律依据

根据学理上的定义,非法证据是在取证手段和搜集程序上违反法律的证据,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 条规定的“非法证据规则”的法律定义来看,并非所有的非法取证手段和搜集程序都要排除,只有那些达到法定暴力等级的取证行为才被视为“非法”。但根据文义解释,“非法”取证即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证行为,法律规定了“自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有权委托律师,也即是说,犯罪嫌疑人此时起就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公安、检察机关就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援助或通知法律援助机关指派律师。如果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继而进行的相关行为就应当视为“非法取证”。

根据目的解释相关理论,新法在多处强调了“应当听取律师意见”,立法者试图引入部分对抗制精神,从而设立了强制听证程序。因此,只有保障了援助律师的介入,才能保障对抗的存在。又如,《刑事诉讼法》第227 条规定,“剥夺或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发回重审; 第242 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重新审判。审判阶段未保障被告人获得援助权利就是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未保障援助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则更是对正当诉讼程序的蔑视,理应受到相应制裁。

( 二) 刑事法律援助设立程序制裁的理论依据

未保障获得法律援助权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违反了程序规定,更在实质上表现为对于国家法律秩序的破坏和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也就是公益性违法和侵权性违法[3]405。如果未给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是在形式上违反了立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更是破坏了国家创造的法律秩序,践踏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和基本的辩护权利。特别是被奉做一种宪授权利的辩护权受侵,也就是对于宪性权利的践踏,从而破坏了宪法建立的法律秩序,这是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恶劣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因此,这种公检法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理应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否则类似违法行为将继续发生,当事人的人权就继续得不到应有保障,缺失的司法公信力就得不到修复,本就脆弱的法律秩序也始终得不到巩固。因此,必须要对侵犯当事人法律援助权利的行为予以制裁。

程序性制裁主要针对两类行为: 其一,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权利的,具体包括公、检、法应当告知权利而未告知的,应当通知而未通知或不及时通知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当驳回申请、终止申请的; 其二,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援助的,这部分与有效辩护发生了重合,法律援助律师与辩护律师在行使辩护权利时都可能受到非法阻挠,正当的辩护权利无法顺利行使。比如,在侦查阶段,律师提出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的申请时,有关部门置之不理的,申请调取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被无故驳回的,辩方的质证权得不到保障的,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尊重等。出现上述情况时,就有必要对未保障法律援助权利和有效援助的行为施以必要制裁措施。

( 三) 刑事法律援助设立程序性制裁的可行性

不得不承认,如果抛开其他相关因素,仅仅权衡公正与效率的二元价值,在此考虑代价问题确有道理。因为“失去效率的公正也非公正”,在处理司法公正与程序效率关系时,“兼顾效率”仍是司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必要价值选择。但应用于法律援助与排除证据的程序价值权衡中,我们认为,在二者不可兼得或者实务中严重“兼顾效率”时,就愈应强调公正的优先性,毕竟“司法活动的生命线是公正”。因此,基于没有指定辩护或没有保障辩护权利而排除整个或部分程序在价值选择上是应当肯定的。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委托辩护,法律援助律师应当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到位,继而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再由口供追踪其他证据。特别是在“口供中心主义”侦查指导思想下,口供直接左右着案件的流向,被刑讯逼得的口供更是会将案件引向歧途,甚至直接导致冤错案件发生,无辜的人受到牵连,有罪的人却逍遥法外。

试问,由口供获得的其他证据难道就是合法的吗?即便是我国不承认“毒树之果”的效力,那么有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危险也不足以成为排除理由吗? 中央政法委作出《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紧接着也作出了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系列规定,充分说明了我国不遗余力防冤纠错的决心。因此,应当将严格执行指定辩护规定作为防止冤错案件的有力武器。

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辩护权利确实不多,这理应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更全面地保障有效行使仅有的几项权利,而非因为少而无需保障; 另一方面,立法既然强化了辩护人的程序性辩护权利,这也更体现出在侦查阶段程序性权利的重要价值。因而,不仅要保障权利人获得应有的援助,更要保证其获得有效、有质量的法律援助。

根据波斯纳的经济成本理论,经济成本不仅包括法律实施过程中所消耗经济资源的直接成本,还包括法院作出错误裁判而发生资源消耗的错误成本,特别是之后德沃金又提出的,在错误地惩罚无辜者后所带来的非正义、人权受到不公正地剥夺的道德成本[4]。

显然,在权衡代价是否过高的时候,不应当仅仅狭隘地站在直接成本上考量,更应该将视野扩展至错误成本、道德成本的考量上进行综合思考。其实,直接成本也并非过高,因为就现阶段而言,提供法律援助并非是一件难事,若立法能够规定“应当指定辩护而未指定辩护的,未得辩护时所获之证据即当排除”,这必将是一剂猛药,但其更是一剂良药。正如排除规则的目的是“通过消除漠视第四修正案的心理动机,对警察违法发挥威慑作用”———或者说,以这样一种唯一可行的方法迫使他们尊重第四修正案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可以维护司法正洁性的绝对命令[5]376,树立司法权威的潜在道德意识。可见,排除不指定辩护后所获证据,能够迫使公检法等机关改变漠视权利的现状,迫使他们尊重法律援助工作,而且只要给予了法律援助,其后续收集证据的程序只需依法进行即可。这样看来,排除规则真正实施起来并无所谓“代价过大”的问题。

( 四) 刑事法律援助设立程序制裁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意味着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为主体还必须选择对行为对象侵害最小的方式而进行[6]。比例原则本是用于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但如果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援助及有效援助权利时所实施的程序性制裁也不能没有任何限制,也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在实现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之间寻求平衡。譬如,在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代价问题”,而把未指派援助律师情况下收集的所有证据都予以排除,而是要兼收相对排除理念,适用无因果联系原则( 下文详述) 保留那些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确保追诉犯罪不至于拖延过久,以免导致“迟来的正义”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要理清是否保障法律援助权利和是否保障有效法律援助权利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应当给予法律援助而未给予援助或未及时给予的情况,此时应当对始于此时的诉讼行为予以制裁。后者是已指定了援助律师,但是公权力机关在职权中对援助律师行使辩护权利设置种种关卡,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进行。譬如,立法多处要求作出决定必须引入听证程序,即听取辩护人意见,如果未依法听取律师意见,该决定的作出就应当归于无效,这样就不是对所有的行为都要制裁,而是对于没有保障辩护权的具体行为予以制裁。

此外,还要依据具体程序判断制裁适用情况。比如,在侦查阶段,侦查行为是具有封闭性和保密性的,侦查机关的很多侦查行为必须要排除控方的参与,像侦查辨认、侦查实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都是独立进行的,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获得了援助律师帮助,律师也不能对这些侦查程序产生影响,那就无需对该类侦查行为实施制裁。

最后,在对未有效保障法律援助权的违法行为实施制裁时,还应当考量有效保障法律援助对于程序公正性的影响程度。如果违法行为能够直接左右作出的裁判结果就应当排除全部程序,甚至是终止诉讼。比如申请调取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予以非法驳回的,该证据直接影响到被指控人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应当直接撤销起诉。如果违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仅仅对于该阶段程序的公正性有影响,那么制裁效果就仅及于该程序所得证据,而不伤及整个程序。如在对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没有告知权利或者履行通知义务,该讯问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体系

根据两千多年的权力制约理论,一般来说,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机制可概括为三种: 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可见,该机制的核心是分权。其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 一是由一种高级权力监督低级权力,二是平行权力层级之间的监督与制约[7],前者是通过提升管辖级别来实现监督,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管辖机关或地域来实现的。从一般意义上的管辖主体和管辖级别来看,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体系是从各个权力机关的纵向制裁和横向制裁来设置的,两套措施交叉配合、相辅相成,从而力求解决刑事法律援助的“量”与“质”的问题。

( 一) 纵向制裁

在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桎梏下,上级机关总是能够通过权力压制或精神控制来有效地改变下级机关的决定,特别是在行政体系以及当下中国行政化的司法体系中,这也是为何民众更青睐于寻求权力式的信访而非寻求权利式的诉讼。因此,可以借助上级对下级的制约来实现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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