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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展开后果考量风险的应对研究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21/4/2 9:36:57  

摘要:法条主义裁判思维和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是两种对立的裁判思维模式。法条主义者注重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展开司法裁判,而后果主义则认为法官在一些具体的疑难案件中,需要从各种可能的裁判后果出发展开论证,以得到更加符合民众实质正义诉求的判决。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且出于对我国传统实质主义裁判思维的反思,当前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是我国的主流裁判思维。而对于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则存在诸多的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并无存在的必要性,“法条处于法律制度的绝对核心,它为判决提供正确的标准,法官只需依照法律条文展开裁判即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我们认为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展开后果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为了防范法官展开后果考量的肆意性,我们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构对这一裁判思维予以适当的规制[1]。

关键词:法条主义裁判思维; 后果主义裁判思维; 必要性; 规范化;

一、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展开后果考量的必要性

法官在司法裁判尤其是疑难案件中展开后果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一些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无法可依,或者依法裁判可能会产生违背社会一般正义理念的裁判结果,此时,法官便需要立基于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对司法裁判可能造成的后果展开衡量,以确立最有利的后果,从而实现纠纷的解决以及司法裁判对社会正义诉求的回应和引领。

其一,众所周知,法律具有模糊性、概括性、滞后性等缺陷,而案件事实则具有多样性、变化性等特点,这就造成一些疑难案件中,会出现没有相应的法律可以适用,或者法律无法适应社会正义理念的变化,法官依法裁判可能违背一般性社会正义理念的情形。典型的如在帕尔默继承案中,法官如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认定帕尔默具有可以继承被其杀害的祖父的遗产,那么就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利这一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念。因而法官并没有依照法律条文展开裁判,而是从后果考量的角度出发,判处帕尔默没有继承权,从而实现了司法裁判对社会正义诉求的回应。

其二,我们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维护一些更高层面的价值,如公平、正义等理念,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可能出现依照法律条文展开裁判违背这些更高的价值目标的情形。此时就需要法官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一些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学知识重新评估裁判的价值取向,最终推动法律含义的变迁或漏洞的弥补,从而避免裁判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提升司法的社会公信力水平。

其三,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是一种应对疑难案件的有效裁判思维,其能够有效地回应民众的正义诉求,并不断调整裁判的思路,从而以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姿态,实现裁判正义的目标。针对法条主义裁判思维的缺陷,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更多的要求法官从具体个案的事实出发,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良知和裁判经验,积极地回应民众的正义性诉求,从而最终实现裁判结果的可预测和可接受性。如在“村民上树摘杨梅坠亡案”中,一审法官要求村委会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判决,不合理地扩大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违背了法律不应为违法者的小恶买单的正义诉求,遭到了民众的质疑。再审法官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判定村委会不承担责任,从而有效回应了社会民众的正义性诉求,纠正了原有裁判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2]。

二、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展开后果考量的风险

虽然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有助于提升司法裁判的实质正义水平,提升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但这一裁判思维还存在诸多的风险:

其一,后果主义裁判思维脱离了法律规定的约束之后,可能造成法官裁量的肆意性,从而有危害法治的风险。后果主义裁判思维主张通过对各种裁判后果之间展开比对和考量,最终选择有益的后果展开裁判。但相比于法条主义裁判思维,后果主义并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约束,且各种后果之间也并不存在有效的价值排序依据,因而,“便可能造成法官的裁量被滥用、怠用,以及出现同案不同判等情形”,最终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以及可信赖性都会受到影响。

其二,可能会助长民众非理性化的裁判诉求,最终有损于社会守法主义理念的确立。在多样的后果之中,民众的诉求是法官需要着重考量的后果。但民众的司法诉求并不总是合理和正当的,一些民众的个人诉求可能会违背社会正义理念,一些仅仅出于维护个人私利的诉求还存在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风险,等等。无疑,偏离法律规定的后果主义裁判思维会助长这些非理性化的民众裁判诉求,最终可能会损害社会守法共识的建设。

其三,在我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可以不依照法律而依照道德理念等展开司法裁判。而脱离了法条的约束后,法官的裁判时常便异化为了徇私枉法、以情坏法的情形。而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无疑也具有这样的风险。因而基于对我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反思,就有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守法理念还未全面深入建立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对后果主义裁判思维保持适当的警惕性。

三、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展开后果考量风险的应对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后果考量的思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裁判思维还存在一些危害社会法治建设、助长民众非理性化诉求等的风险,因而我们应当通过适当的方法建构,以规制法官展开后果考量的肆意性,提升裁判结果可接受性和理性化程度。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对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展开适当的规制:

其一,我们应当首先明确,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并不是司法裁判的主要裁判思维,法官依照法律展开裁判的法条主义裁判思维才是法官在面对案件时需要首先运用的思维。只有在出现疑难、复杂、新型等法条缺失或者滞后等的案件中,法官才应当考虑运用后果主义裁判思维展开裁判。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简单案件,或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因而将后果主义裁判思维限定在疑难、复杂等少数案件之中,既可以保障司法裁判整体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还能够保障司法裁判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终有助于实现司法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二,法官的后果考量应当对当事双方的诉求予以充分的回应。法治是理由之治,法官在运用后果主义裁判思维时,应当充分地考量当事双方所提出的证据、事实和诉求,并在裁判文书中对为何支持某一诉求、未支持另一诉求展开详细的论证。如此,才能有效提升法官裁量的释法说理水平,提升当事人对法官后果考量的认可程度,也可以规制法官后果考量的任意性。

其三,法官在展开后果考量时还应当遵循同案同判的要求。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法官的后果考量并不是随意的,其应当充分参考先例中法官展开后果考量的论证思路,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当前智慧法院的建设为同案同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只需将案件的基本条件输入系统,便可以查询到类似案件的裁判先例。因而法官在展开后果考量时,有义务参照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的先例而展开,当本案的裁判结论和先例不一致时,法官还应当展开详细的说明,以论证裁判偏离的必要性和正当性[3]。

其四,法官的后果考量还不能和法律原则、法律目的相抵触。法律原则和法律目的虽然具有笼统性,但其依然可以作为规范法官后果考量肆意性的重要因素。“无论后果考量的结论看起来多么让人认同,法官仍需努力找到相应的法律上的依据才行,这是裁判正当化的基础。”因而法官有必要将裁判结论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从而保障其是和现行法律保持融贯性和一致性的。

参考文献

[1] 任强.司法方法在裁判中的运用--法条至上、原则裁判与后果权衡[J].中国社会科学,2017(6):121-142+208.

[2] 蔡卫忠,王文玉.以裁量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9(12):62-67.

[3] 王文玉.乡村社会守法主义观念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分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3):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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