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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影响的综述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7/8/13 15:27:10  

摘    要:企业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在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冲击中,企业往往是受到危机影响最为直接的主体。这场危机对中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总量变量到结构性变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文章从多个维度对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进行描述, 进而构建对金融危机影响的直观认识。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一、引言

企业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在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冲击中,企业往往是受到危机影响最为直接的主体。危机爆发后, 企业的表现决定着各国能否自如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是决定一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在对欧美企业带来深度打击的同时, 对中国的企业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中国企业, 尤其是出口企业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局面。然而, 随着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尤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不仅有效地使自身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同时对全球经济复苏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场危机对中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总量变量 (如产出、出口) 到结构性变量 (如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对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进行描述, 进而构建对金融危机影响的直观认识。

二、全要素生产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超高速增长。但近年以来,高速增长中累积的结构性失衡开始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经济增长率也呈持续下行趋势,2015年GDP增长率已经跌破7%。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如何、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成为人们广泛关心的问题。从各时期的增长核算情况来看,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金融危机后,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决定中国是否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不同发展路径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其全要素生产率演进路径存在差异:陷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全要素生产率运动轨迹呈下降态势, 跨越陷阱的则表现为持续上升或减速上升 (徐永慧、李月, 2017) 。以2007年为分界线, 钟世川 (2017) 的研究表明, 虽然在危机爆发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呈现正负波动状态, 但是危机爆发后, 从2008年至2014年的7年时间, 其中6年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增长(见图1) 。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利用一个扩展的增长模型,王小鲁 (2016) 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核算研究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进行了分解, 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城市化、政府管理成本、消费率和债务杠杆率等因素共同刻画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显示, 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除了外资和外贸效应回落的原因外, 还有行政管理成本上升和行政干预增加、消费率过度下降和债务杠杆率大幅提高等原因。

三、产出

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 中国将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 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2)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得以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促进了效率提高; (3)高储蓄、高投资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劳动力高增长, 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 (4) 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要素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求对经济增长有强大引领作用。2012年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从以往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回落到7%左右, 金融危机成为改变中国高速增长趋势的重要原因 (见图2) 。

除了经济增长率之外, 其他指标也可以反映出金融危机前后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比如, 根据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的数据, 企业景气指数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出现迅速恶化, 于2009年一季度跌至最低点105.6点 (见图3) 。其中, 工业企业景气指数在2008年四季度跌至最低谷98.5点, 是近年来首次处于景气临界值之下。私营企业景气指数恶化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2008年第四季度跌破景气临界值后, 私营企业景气指数继续下滑, 并于2009年第一季度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96.8点。但四万亿政策推出之后, 经济刺激和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转好, 企业景气指数开始出现回升。2009年第四季度, 全国企业景气指数已经回升到130.6点, 各行业企业景气指数也全部上升到景气区间, 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私有企业景气指数也快速上涨到119点。

经历了短暂的回升之后, 企业景气指数自2011年左右再次走入下降通道, 除了短暂恢复到5年历史平均值之外, 自2012年开始, 企业景气指数已长期处于5年平均线之下, 这与经济增速下降是相符的。

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相伴随的还有金融危机以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何蕾 (2015) 考察了1980年-2013年中国36个二级代码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研究结果表明: (1) 从整体来看, 中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与经济周期保持了高度一致。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工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下降了21%; (2) 工业产能利用率与投资率也保持了一直, 两者长期表现出了同升同降趋势。然而2008年之后, 当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之后, 产能利用率与投资之间出现了背离的情况。也就是说, 在投资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 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却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何蕾认为, 导致这种背离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以“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为代表的政府主导下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

四、贸易

2007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通过金融危机的传导渠道,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来看, 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主要是通过如下三种方式: (1) 融资渠道 (Cetorelli&Goldberg,2010;Popov&Udell, 2010;Devereux&Yetman, 2010;邢天才等, 2011;李楠、汪翀, 2012) ; (2) 贸易渠道(Rijckeghem&Weder, 2001;金洪飞等, 2011;曾忠东等, 2012); (3) 信号渠道 (Dooley&Hutchison, 2009) 。

从图4中可以看出, 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增长趋势之后, 受金融危机影响, 中国进出口总额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 随后开始继续增长, 但2014年后又步入了下降通道。2015年和2016年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16年,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5年下降0.9%。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 2008年危机的影响蔓延到中国。由表1可见, 2009年对美日欧的出口出现的大幅下降, 分别下降了12.5%、14.7%和17.2%。

五、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的起飞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从外生因素来看, 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长红利,首先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解放了生产力, 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同时冷战结束后,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中国开始融入国际市场。从内生因素来看, 人口红利是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扩大了生产边界, 即市场需求, 后者使供给得以保障。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 维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各类基础性因素将发生重大变化, 比如制度因素、人口结构、内外部需求、供给等等。因此, 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前30年增长模式和速度的简单外推, 而是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阶段:高增长将转变为低速增长, 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将从各类有形增长红利转向制度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中国要逐步摆脱对高投资的依赖, 但同时还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提升劳动生产率就变得至关重要。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乐观,2006年至2010年的增长率为3.1%, 而2011年~2013年的增长率下降至1.6%,并可能进一步下降 (见表2) 。朱海斌 (2014) 指出, 如果想扭转生产率的下滑趋势, 中国须加快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

六、资本回报率

经济周期对资本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 (Sandleris&Wright, 2011;Ziebarth, 2012;周黎安等人, 2013) 。小规模企业比大企业面临着更高的资金使用成本, 从而面临更为严重的资本错配。当经济下行时 (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期间) , 资本错配问题往往更为严重。基于上述假设, 邢天才和庞士高 (2015) 以1992年~2013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与资本错配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小规模企业比大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资本错配问题, 但小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整体上看, 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面临严重的资本错配问题, 但大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比小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的投资也受到了影响,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落, 但仍然保持着10%以上的增速。与此同时, 资本回报率出现了显著下降。白重恩和张琼 (2014) 对中国历年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 结果表明:资本回报率在1981年~1988年期间缓慢上升, 1989年~1992年期间出现了大幅下降, 呈现“V”型变化趋势, 1993年~2001年期间则不断下降, 之后虽然在2005年有所下降, 但在2002年~2008年期间则基本上保持了上升势头, 2009年资本回报率出现了大幅下降, 2010年和2011年虽然出现了反弹, 但是从2012年开始又进入了下降通道。针对资本回报率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下降趋势, 白重恩和张琼 (2014) 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投资率大幅攀升、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

七、总结及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 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1978年~2007年, 年平均GDP实际增速达到10.03%。然而,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情况恶化, 而国内改革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2015年, GDP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首次跌破7%, 下降至6.9%。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将告别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进入一个中低增长速度的新时期,即经济新常态。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工业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但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必将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急需转变为以效率和创新为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本文就全要素生产率、产出、贸易、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等方面对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刻画, 但金融危机也在企业的外部环境、行为方式、创新激励等方面产生了影响。为了全面了解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未来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

参考文献

[1]徐永慧, 李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J].世界经济研究, 2017, (2) :88-98.

[2]钟世川.中国制造业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算及其分解——基于技术进步偏向和资本深化的视角[J].经济经纬, 2017,(1) :88-93.

[3]邢天才, 孙进, 汪川.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1, (11) :21-29.

[4]朱海斌.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分析[J].中国金融, 2014,(16) :57-59.

[5]周黎安, 赵鹰妍, 李力雄.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J].金融研究, 2013, (3) :15-29.

[6]白重恩, 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 2014, (10) :3-30.

[7]曾忠东, 谢志超, 丁巍.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影响的价格溢出效应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2, (2) :24-31.

[8]王小鲁.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可持续增长?[J].中国经济周刊, 2016,(45)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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