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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滑时期的我国政府行为探讨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6/7/8 8:55:49  

1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入,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受到冲击,经济增长明显出现放缓趋势。为有效应对经济下滑压力,我国政府出台了应对方案,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1 扩大政府投资

在2009~2010年间采取“十项措施”将4万亿投入重点建设的领域和项目中: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1.2 增强结构性减税

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的方案,力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经多次提升,2009年4月1日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涉及纺织等六大行业;三是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四是降低房地产相应税收。

1.3 加大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

2008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达到18663亿,2009年中央政府计划继续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金融和比例,达到23955亿元。列支超过9000亿元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支持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等。安排505亿元,增加对民族地区、粮食主产区和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同时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2 次贷危机后中美政府应对行为对比

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美两国政府都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人民币,美国政府7870亿美元,二者规模相当。

我国4万亿投资是这样分配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4000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700亿元,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15000亿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1500亿元,生态环境建设2100亿元,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3700亿,灾后重建10000亿元。

美国7870亿美元刺激方案如下:减税2860亿,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1200亿,再生能源及节能199亿,提升电网110亿,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437亿,医疗信息技术领域190亿,教育投资1059亿,环境计划145亿,公共住房100亿,济贫199亿,其他1371亿。

从基础设施建设占总投资的比重来看,我国38%显然要比美国24%多。大规模投资固定资产可在较短时间对GDP产生较大的拉动作用,对上下游的产业也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其弊远大于利,急功近利的投资模式并没有可持续性,对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立刻上马建设的一些基建项目,其可行性、实用性和质量保证值得商榷,必须考虑由此带来的腐败成本。而美国的刺激计划中更多的着眼于调动内生增长因素,如通过减税增强企业积极性。

表面看来的差异,说明了美国政府对于市场规律的忠实和敬畏,让市场发挥自身调节和修复功能始终是美国政府调控的主旋律。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的心态则显露无疑。尽管两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都体现了政府的强力干预,但美国着眼于客观上的市场调节机制,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会少一些。

从资本的可持续运用上看,美国在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上的投入占21%,而中国只有4%。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对人的教育和培训、新兴技术的研究,固然没有当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这恐怕也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才逐渐汇集到美国的原因。

3 中国经济下滑的内生原因

3.1 市场自由化不足

3.1.1 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政府参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从历史上来看,市场的不成熟和计划经济时期打造的“全能型”政府,使市场无法独立于政府自由成长。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两种形态:胁迫市场和参与市场。胁迫市场情况下,市场的建立、结构及运行完全受制于政府力量。参与市场,指政府与其他交易主体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自愿进行交易。在中国,政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站在了市场的对立面,而是与市场融合发展;二是许多国有企业仍未摆脱依赖心理。企业总想借助政府的行政权力,以低成本获取高额回报,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仍然保持惯有的作为心理。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强力主导起到了对先天发育不足的市场的全方位保护作用;三是政府不敢贸然给市场自由。我国政府没有深切体会过自由市场的甜头,也没有深切体会过自由放任带来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任,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加之民众对政府寄予的希望,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带有了天然的色彩。

3.1.2 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特殊性。中国的市场是在“有为”政府的全力打造下创造出来的,主要体现在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政府与市场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政府与企业关系密切。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掌握着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资源,因此企业的成长都对政府有依赖。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与政府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是政府“创造”了市场;二是政府是市场最大的投资和消费主体。政府在市场上采购大量产品保证政府正常运转,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建立依赖政府财政支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开始呈现出自我发展、自我执行的特点,政府干预逐渐力不从心。一是政府干预导致权力寻租。从我国实际来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腐败和垄断,而这都与政府的权力有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产生的市场垄断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垄断,而是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行政垄断和利益垄断;二是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政府干预的前提是其收益要大于成本。但由于行政权力的集中,政府处于垄断地位,政府干预活动往往不计成本,投入了过多的资源,效果却不明显。加之对于政府的绩效考核不同于企业的成本约束,很难做到精确,政府失灵难免。

与西方的过度自由化引发经济危机不同,中国目前经济下滑的根源是市场自由化不足。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成长和成熟。

3.2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不均衡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但社会保障体系仍差强人意。面对经济下滑,我国政府习惯采用增加投资等拉动内需方式提振经济,可结果却是:政府成了最大的消费和投资主体,民众消费、企业投资的意愿不强烈。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民众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因此,中国的经济下滑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福利水平过低、个体负担过重。

3.2.1 社会保障能力不强。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保障其实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2007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额、医疗卫生支出总额逐年增加,高于GDP增长率。但从占比情况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体发展相对缓慢。从医疗卫生支出的发展情况来看,呈现出总量增加、比例随之增加的趋势。相比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发展要相对较好。

3.2.2 社会保障发展不均衡。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城市。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屡次将“三农”问题放在首位考虑,但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却是在逐年加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要快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水平的百分比逐年下降,而农村居民则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增加的消费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医疗保健。当农村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较大时,必然会减少其他支出。

4 应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政府行为设计

4.1 政府监管保障市场以控制风险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任企业为所欲为,而是需要政府营造有约束的自由,在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下进行创新。一方面,减少政府行为对市场干预的同时,搭建起公平竞争的平台,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控制各类市场行为引起的风险,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一是要完善法律依据。以法律的形式对市场的交易行为和市场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节,从而创造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监管要同步。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资本流动性较快,企业规避监管、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冲动,更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在监管手段上,政府要与时俱进,及时与先进的科技发展相结合,保证监管的效果和质量;三是监管要适度。我国政府相对于市场而言还是强势的。如果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力,可能将市场管得太“死”。而且监管的调整涉及到成本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管得越严效果越明显;四是监管要有效。有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要把握好监管的节奏,释放市场活力,要保证监管的质量。凡是违反了相关管理制度条例的,要严肃处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的同时警示后人。

4.2 福利托底市场以规避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也与政府的合法性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建构关系。政府在严控风险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为市场托底,保证市场经济中个体的权益,构建市场经济背后的“安全网”。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吸收借鉴国外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和进步。但是,与我国GDP的规模和增速相比,目前的社会保障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总量不足、比例降低、覆盖不均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只有解决公众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措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一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前提性基础。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民只能选择通过储蓄抵御风险。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国民对社会安全网要求的不断攀升,会出现政策刺激乏力的现实情况。健全福利保障制度、增加福利开支,建立覆盖面全、保障面广的福利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国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放心地将手中的资金投入到市场经济中,提振内需,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发展轨道中;二是福利是创新的保障。创新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建立稳定而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赋予人们充分选择去创新的动力和权利,人们才敢去闯,敢去试,由此社会发展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国政府长期采取经济优先、福利滞后的发展政策,因此在增加国民福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在保证财政支出对于社会保障的投资比例不下降的情况下扩大总量,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二是推进养老、医疗、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的体制改革。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上弱化GDP原则,将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充分考虑进去;三是以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观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对农村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应有之义,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机组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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