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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性研究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20/7/17 11:43:06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总产出增长中扣除劳动力和资本增长后的剩余增量,是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可持续源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大规模工业化向大众消费时代迈进的过程中,要素弹性逆转、人口结构变异和投资率与城市化反向变动,对经济生态造成结构性冲击。种种迹象表明资源配置机制并不合理。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推行重新定义了中国经济效率模式。传统经济效率模式是以资本驱动劳动生产率,而新型经济效率模式则把重心转向城市化、经济服务化和消费上。实现资源有序配置与要素协同,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两步走”新的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 知识要素; 人力资本;

一、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一)低效率部门过度占用资源,影响知识要素供给

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转型是现阶段中国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在这个过渡时期,由于资本驱动劳动生产率增长模式的存在时间较长,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过多借助于外部技术,所以中国经济在纵向结构的改进上缺乏内生动力。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和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密切相关。政府过多干预工业生产,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得到过多的生产资料,物质资本被竞相追逐,人力资本没有得到重视。随着新增投资的涌入,政府干预机制为低效率的国有部门获取新增投资提供便利。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选择性融资支持也更多出现在重化工业行业。这些行业不佳的业绩状况同样阻滞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外,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传统服务业部门裹挟了一半以上的资本,尤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这些行业的发展与扩张更多依赖于物质资本数量,很难为生产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不合理的投资配置方式,造成全社会物质资本使用效率低下。

(二)低层次人力资本比重过高,影响知识要素生产

在工业化初期,社会以低层次劳动力为主,物质资本积累和投资决定了社会生产效率;到工业化中期,实现物质资本积累需要依靠规模经济和产品多元化,加大了对半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到工业化后期,资本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效率递减,工业经济面临过渡转型,高层次劳动力倍受市场青睐,低层次人力资本冗余、人力资本结构失衡的问题就凸显出来。目前在中国35~54岁的社会劳动力中,中层次人力资本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这说明虽然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但高层次人力资本仍然匮乏,低中层次的劳动力仍然是中国经济主要推动者。而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则需要高层次劳动力的支撑。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而低层次劳动力的冗余对知识生产过程形成负效应。因此,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以资本驱动劳动生产率的模式,不仅忽视了技术进步,也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培育。技术和人力作为经济内生动力的两个关键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并没有发挥显著效用。

(三)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经济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理想状态下,人力资本在竞争性领域较非竞争性领域更能创造价值。随着中国经济模式逐渐向服务化转轨,而体制变革未能与之相适应,垄断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本流动。一方面,高层次劳动力更多集中在低效率的垄断生产性部门,低中层次劳动力则集中在竞争性生产部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教育程度偏低,这些行业普遍缺乏高效率所必需的中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大多数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分布在非生产性的行政单位。无论是与国内其他行业还是国外同类行业相比,中国以行政管制行业为代表的事业型单位或行业,比如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都占用了较高质量水平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强度与市场化程度错配的现象,既不利于人类的发展,也对城市化新型效率模式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损失。

二、经济增长低效率的制度环境与机理分析

(一)制度环境分析

在工业化经济生产模式的资源配置中,政府出于赶超目的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以职能部委为主导,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进行行政分割,生产组织体制服从于纵向一体化的安排。这一点可从各个经济开发区的名字上看出来,比如隶属于科技部的“高科技开发区”、隶属于商务部的“商务区”。纵向的体制分割带来的审批制度,不利于市场中企业间协作,限制了竞争和资源的横向流动。二是政府通过产业与贸易政策、财政补贴和选择性融资等宏观举措,设置了相应的政策补贴和制度门槛,规模企业或政府认定的主导企业从中受益。三是工业化的发展规划将服务产业定性为工业生产的辅助部门,政府不惜通过补贴手段下调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成本,为工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工业化的技术进步依赖于采购先进设备,本土自主研发的意识不强,知识创新缺乏积极性。不纳入市场管理的行业协会和科、教、文、卫、体等部门,由于知识要素的稀缺,对生产体系的贡献度极低。

(二)基于“四部门”的机理分析

为研究干预型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现行制度结构下的生产组织模式划分为四类部门:一是政策扶持型部门,即从金融和产业等宏观政策中受益的部门,主要指规模企业和政府认定的主导企业。二是政府补贴和管制型部门,如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等行业。这一类部门的产品是社会化的普遍服务,带有自然垄断特征。三是非市场化的事业单位,如科、教、文、卫、体部门,收入来源以财政拨款为主,且在拨款不足时能够通过市场方式获取利润。在现代服务体系中,人力资本、科研、文化等国家创新的全部要素都归属于此类部门。四是市场竞争部门,主要指生产性的中小企业。

四类部门因其特征不同,生产目标也存在明显差异。政策扶持型部门关注规模效益,政府补贴和管制型部门关注补贴的可得性,事业单位以成本为导向,市场竞争部门以利润为驱动。所以一个经济体中非市场化部门越多,成其内生增长动力就越弱。这是由于政府管制和政策扶持的部门大多是事业、准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它们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报酬吸引了较高层次的劳动力,但它们的生产效率显然不及市场化部门,所以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进一步看,四类部门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互不相同。政策扶持型部门可以通过不断增加负债率来应对经济下行的阻力,市场很难将这一类企业淘汰,于是形成“僵尸”企业;而市场竞争部门的生存能力较弱,尤其是小企业,随时面临破产风险。事业单位可以由国家税收上涨保证其发展,市场总成本因此上升;政府补贴和管制型部门也可以通过价格优势弥补财政补贴不足,社会总成本因此上升,市场部门的竞争能力也因此被破坏。可见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低效率的非市场化部门存活率高,高效率的市场化部门存活率低,人力资本从高效率部门涌向低效率部门,抑制了人力资源优化和知识创新。

(三)基于“两部门”的机理分析

如果只考虑政策扶持型部门和市场竞争部门,可将上述“四部门”简化成“两部门”进行分析。假定A企业属于政策扶持型部门,具备市场垄断、准入特许权、融资便利、财税减免等优势;B企业属于市场竞争部门,可以根据市场条件组织生产。规定r为利率或资本成本,w为工资率,z为准财政补贴率(0<z≤1),B企业的人均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为R,A企业的边际生产力较弱,设为kR(0<k≤1)。在r+w(企业成本)相同的前提下,B企业的净利润率为R-r-w,比A企业更具有竞争力。但是因为准财政补贴率z的存在,A企业承担的资本成本zr要小于B企业。资本成本优势提高了A企业的竞争力和存活率,并促使A企业采用资本偏向性技术。A企业的增长动力来源于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而市场化的B企业为了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会更依赖于劳动偏向性技术,加大劳动力输入并尽可能降低工资率,使之变为:mw(0<m≤1)。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非同质性,工资率的差异导致劳动力出现分流。这样一来,政策扶持型的A企业因较高的工资率容易吸纳高素质的就业主体,市场化的B企业只能去消化中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从资本市场的同质化来看,A企业的资本成本zr与B企业的资本成本r之间存在利差,即(1-z)r。在市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A企业可以将这个利差转借给B企业(规定转借利率为s且s≤r),以实现双赢局面。于是A企业的利息为(1-z)sr,利润为[kR-w-rz+(1-z)sr]。为了保证准财政补贴率z的持续实现和提高,A企业会通过游说政府部门等方式继续受益。此外,如果A企业的利润[kR-w-rz+(1-z)sr]大于B企业的利润[R-mw-z-(1-z)sr],A企业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系数k的积极性就不高,与市场化前沿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从而造成A企业越补贴越落后的现象。而B企业随着利润率下滑,一旦现有技术无法提高边际生产力R,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一)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保障。而全要素生产率又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减速增长阶段,过快减速对发展造成一系列不利影响。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当研究和增进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度,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实现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以往主要依靠投资规模扩张和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提升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促进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技术创新,转变机制体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前发展的必要途径。

(二)充分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重工业化时期,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错配,导致生产率低下和不可持续等问题。政府的选择性融资机制限制了市场资源充分流动。知识网络的建设和疏通受到阻碍,新要素培育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因此,需要切实推进政府自身改革,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减少干预,加大协调。改革方向有以下几方面:对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体系,要彻底做到政企分离;重塑并统一国内市场环境,打破要素流动、资本市场、信息、基础设施之间的壁垒;解除政府干预造成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强化经济网络的关联和集聚,提高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推动知识要素的形成和供给,为创新提供有利条件;建立健全专利保护机制,鼓励国内创新实践。

(三)加快事业单位与公共服务部门改革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的关键节点。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工业部门是国民经济命脉,服务产业往往被视为辅助性生产部门,因此服务业增长缺乏高质量和高效益。现代服务业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共服务部门,如金融、电信、航运、铁路和水电气等;二是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行政管制力度较大。这些部门因其垄断特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但对高层次劳动力的吸引力却很强,资源错配现象严重。因此需要加快改革事业单位与公共服务部门,放松或解除管制,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存量,释放供给活力,开辟供给空间,推动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

(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有效配置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完善和有效配置。目前整个社会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部分行业教育过度,人力资本配置扭曲。高层次劳动力普遍集中在行政管制力度较大的金融、电信、交通业及公共服务部门和科、教、文、卫、体等非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体制化的管理和不同程度地干预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本的能动作用。中低层次劳动力分布在市场化的生产性部门,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制约了劳动力的报酬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够,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缓慢。因此,促进人力资本的再配置是发展的当务之急。进一步落实金融电信等现代服务业的规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公共服务部门管制改革,调整服务业要素供给,优化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劳动力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切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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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平、陆明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展望2013年及后5年的中国经济[J].现代经济探讨,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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