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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现代农村社会治理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20/9/17 9:49:07  

摘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诸多报道,涉及乡镇村社一级的新闻,基本将镇村防控措施报道的十分详尽。四川省合江县大桥镇利用“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应对一切可能的情况”的原则,村五职干部在镇的统筹领导下分四级网格形成联防联控管理网络;天门市佛子山镇创新利用“十户联创”推行“十户联防”,选定中心户利用群众力量做好监督管控;张家口市桥东区姚家庄镇采用“疫情防控摸排分布图”准确直观地进行入户排查工作安排,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郴州市安仁县承坪乡山下村村支书联合全体党员制定新村规民约,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防控;秦安县兴国镇凤山村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轮岗值班,建立起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石盘咀村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协助进行体温检测及值班值守。在上述报道中,可以看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农村的防控管理,乡镇的统筹协调安排作用巨大,村社党员干部的主动思考、主动作为也让疫情防控井然有序、工作到位。

关键词:农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社会治理;

2020年初,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从1月21日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截至3月11日21时)全国范围内累计报告病例80967例,其中湖北累计报告病例67773例,武汉市49978例;非湖北累计报告病例13194例。从数据来看,此次肺炎疫情国内确诊病例已经是2003年非典疫情全球确诊病例的10倍以上(确诊8069人),就数量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上下所面临的境况十分严峻,前所未有。

中国是人口大国,2019年年末统计人口数为14000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4843万人,农村人口55162万人,疫情防控的对象数量庞大;同时加之疫情爆发时间正值春运返乡时期,返乡人员的多向流动加上交通的便利,给疫情防控带来了诸多困难与阻碍。

从现在全球爆发疫情情况来看,中国疫情防控是政府主导、联防联控、全方位、万众一心的防控。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湖北武汉“封城”,紧接着全国各地客运航线停运、餐饮旅游关停、各县市区限行以及小区、行政村限制人员进出的防控措施实施、每日疫情通告发布,各级人民政府及社会组织在防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3月初来回头看这一个多月的疫情防控,城市和农村的防控措施不同,面临环境不同,城市中的社区是一个一个封闭的圈,只要关闭进出圈的出入口,仅保留一个用于限制出入,方便值守;而农村就如同一个半封闭的圆,虽然在近几年基础建设中加强了村道公路建设以及建设了村民聚居点,但对于广袤的农村来说,居住地依旧过于分散,羊肠小道难以完全封闭,农村的防控压力相对于城市要大很多。

疫情防控期间的诸多报道,涉及乡镇村社一级的新闻,基本将镇村防控措施报道的十分详尽。四川省合江县大桥镇利用“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应对一切可能的情况”的原则,村五职干部在镇的统筹领导下分四级网格形成联防联控管理网络;天门市佛子山镇创新利用“十户联创”推行“十户联防”,选定中心户利用群众力量做好监督管控;张家口市桥东区姚家庄镇采用“疫情防控摸排分布图”准确直观地进行入户排查工作安排,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控。郴州市安仁县承坪乡山下村村支书联合全体党员制定新村规民约,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防控;秦安县兴国镇凤山村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轮岗值班,建立起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石盘咀村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协助进行体温检测及值班值守。在上述报道中,可以看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对于农村的防控管理,乡镇的统筹协调安排作用巨大,村社党员干部的主动思考、主动作为也让疫情防控井然有序、工作到位。

一、农村社会治理现状

2018年中国农村人口55162万人,村民委员会统计数量为542019个,乡镇数统计数量为31550个,2019年因为乡镇村机构改革数量更少。按照2018年公布的乡镇村数量来计算,平均每个乡镇有1.75万人,每个村民委员会管理0.1万人,按照我国乡镇机构编制的规定,1.75万人的乡镇从事管理服务工作人员不超过35人,同时一个行政村(居)领取财政工资发放的不超过6人。要让这1.75万人的农村居民在不足100人的管理下做好疫情防控,着实看起来困难重重。

二、农村社会治理组织

讲到农村,就一定要关注村级组织以及乡镇政府。作为最贴近农村的村级组织,在管理村民群众时村级组织有着权威性与不可违背性,改革开放以前村级组织表现为家族、信教、财物的优势,人多、有钱就能坐镇一村,开展各项事务。改革开放以后村级组织开始加入了更多的民主性,其职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人民公社阶段;二是税费改革前的分田到户阶段;三是税费改革后的村级组织建设阶段,从高度组织化向民主自治化转变。从历史进程上来看村级组织的管理,虽然其行政性事务大大减少,行政性强制权力被收回,但村级组织在领导村民上依旧还保留着权威性和不可违背性。

而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府组织,统筹协调安排辖区范围内各村的工作,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将资金、政策传达到村,再由村实施到户,便利百姓,造福百姓。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治理组织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管理基本为农村自治性组织管理,村级组织管理者多为村级有名望、做事公道的人员担任,在处事上大多以服众公平求稳为主;乡镇管理组织虽为上级委任或选举产生,行政功能却未体现出来,更多的是参与村级事务,进行劳动物资分配、农业税务收取,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防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平等,保障国民正常生活。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治理组织

改革开放实施后,国家经济大环境开始活跃,政府政策给予新思想、新理论空间,村级组织更多的为群众谋利益、谋发展,比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农村治理改革,村级组织更多的由村民共同决策,其自治性大大提高;同样,乡镇政府由参与村级决策向传达政策、引导发展方向变化,内地农村大量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沿海农村依据地理位置发展产业,集体经济向好发展,村级事务由村集体自行决定。

(三)新农村建设开始后的农村治理组织

新农村建设开始后,国家进一步考虑到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决定停止以前以农辅工的行为,反过来让工业反哺农业,着力打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村级组织及乡镇组织开始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村集体事务决定有了自己的机制,按“一事一议”机制运行;而乡镇政府停止收取农业税,收入减少,公共服务提供力下降,倾向于接受上一级安排,传达到村实施[1]。

(四)乡村振兴提出后的农村治理组织

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继2005年新农村建设20字要求提出以来,新口号“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被提出[2],乡(镇)村两级开始越来越注重乡村软件实力的提升,着力打造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修建有保障的活动阵地,通过党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同时在农村推行“精准扶贫”开展脱贫攻坚,政府大力保障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提升教育、卫生医疗条件、修建聚居点,大大改善农村生活,村级组织更新换代效果明显,加之驻村帮扶力量加注,村集体班子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作用显著。同时,乡镇政府在加强村社工作上针对空缺村支部书记的村采取了下派干部到村任支部书记,用以提高村社党组织及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三、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2020年踏入扶贫的收官之年,虽扶贫成效显著,但当前中国城镇化加速、正值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村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农村青壮劳力数量少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显现,亟需化解。距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存在许多短板。

(一)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多,宜居性不高

目前我国各乡镇的治理单元以行政村为主,与城市社区相比,还未具有相应的现代治理效果,人口数量少且分散,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管理,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许多问题暴露出来。

1.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在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村的环境、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城市文明向乡村传播的同时,农村淳朴实在的风气开始掺杂一些社会的不良风气,犯罪问题凸显。随着互联网延伸至各家各户,网络诈骗、传销、邪教等向农村蔓延,影响农村村民正常生活。部分村民进城务工,由于环境与心理的落差,大大增加了违法犯罪的几率,由此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大大降低了农村的宜居性。

2. 陋风陋习未彻底纠正。

由于农村在乡风文明建设上还有一定的迟滞,必要的健康卫生生活观念还未形成,加之传统风俗仍流行于村庄,现代的公共娱乐设施数量少不能满足正常需要,农村聚众赌博、信奉迷信、奢侈浪费等不良社会现象仍然存在,经济问题频发。比如婚娶丧葬大办酒席铺张浪费,人情支出占日常开支的一大半;赌博上瘾导致债台高筑,家庭破散;部分村民乐于逗留家庭麻将馆,不务农活。

3. 公共服务供给缺乏。

医疗卫生方面,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医疗条件差、看病难的问题,虽然近几年政府大力保障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但乡镇卫生院地处偏远,医务人员较少,医生素质参差不齐,加之设备设施不齐全,小病可以,稍重一点病就难,不能很好地做到医疗有保障;同时由于农村村民的老旧思想,小病不看靠捱或用偏方,大大延长了就医时间,造成重病小医院无法治疗。教育条件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内或城郊,农村较有条件的农户也选择送子女到城郊或城内的学校就读,导致乡镇学校生源少,待遇、环境也较城内不可比,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很难有好的保证。

(二)农村经济发展差,内生动力不足

1. 农民务农收入低。

农村生活水平虽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提高,消费水平也逐年攀升,但就农村经营来说,靠的大多是土地,单纯依靠土地栽种、售卖根本无法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大多数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孩子或无法外出务工人员,土地资源利用不彻底或空置荒芜;同时城市大面积扩张,所征土地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至偏远农村,部分农民获得拆迁款项却无可用于生产的劳动技能,文化水平低,从事工作趋于重复性体力劳动,生产生活无法有长足的发展。

2. 农村人才流失严重。

城市农村发展差距拉大,城镇化进程也在快速发展,农村挣钱门路少加之公共服务能力弱,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农民选择走出农村,务工挣钱,不再寄希望于农村土地,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村民、老人、妇女及儿童,在村级事务处理决策上参与能力相对较弱,对村集体发展有很大的制约。但目前在农村有两种现象,一是发展项目多、利益机制成熟的村社干部人人争当,精英也回村里竞选干部;二是发展缓慢的村社,精英外流,村社干部素质不高,解决问题能力低下,对村级事务没有更好的决策,村社发展没有更好的方向。

3. 村民参与村事务积极性不高。

经济发展缓慢的村社,农民得到信息的渠道少,消息闭塞,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公共治理意识,普通村民参与村事务处于弱势,产生强大的无力感。在这种形势下,普通村民在表达自身诉求时大多寄托于村中部分会说话、能办事的非治理精英们的身上,虽有作用但在村社治理上进一步削弱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三)乡镇政府行政下压,村级组织难自治

1. 乡镇政府行政权力扩张到村。

村民自治的规定是让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目标责任状考核机制,乡镇在管理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指标时,将行政下压到村[3]。为确保完成各项任务,乡镇政府加强对村一级组织、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的影响和控制,但对于乡镇政府来说,行政权力扩张到村,压缩了村社的应有权利,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

2. 村民委员会履职尽责不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由此可见,村民委员会起到的作用是完成村民自治并反映村民意见、要求和建议,是处于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中间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村民委员会更多是承担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在村事务上很少有自己的决策权,因而在一些事务处理不顺畅时,很容易出现村民委员会得不到村民信任和支持的情况。

四、农村治理实施建议

乡村振兴提出以后,国家对农业农村工作下更大力气,着力打造人人都想回去的农村,从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工作。但要想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就要着力解决好现存的问题,从2020年的疫情防控来看,大多数的乡镇村社都放开了村级事务的决策,村民可以积极参与村级事务中、出谋划策,党员干部也以身作则,服务于群众。

(一)树立绿色、文明理念,打造内外环境

宜居环境既需要村民共同维护,也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中央倡导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主站场就在农村。卫生厕改造的推进,为乡村卫生和环境整治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的蔓延,暴露出各国公共管理、经济、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如非洲、中东、印度等贫困人口聚居区厕所缺乏、无水造成流行疾病传播与爆发的极大隐患。同时科学、文明观念的树立,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可靠经济效益“金山银山”的理念,将引导农村农民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收获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产力。应合理规划与设置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

(二)发展产业、就业扶持,增强经济活力

一方面,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扶持、龙头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灵活用工方式,农忙时零工、计件工资制、农村电商的开展等,给予农村家庭更多的劳动机会和收入来源。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小镇,观光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丰富和开发更多的就业渠道,促进就近务工等。在疫情情况下,原有市场格局被打破,出口贸易受到影响,需转型思考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拓展国内市场[4]。

(三)完善制度、规章体系,做好村民自治

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治理,要统筹规划好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构建合乎农村发展的创新治理体系和机制规则,加大资源整合,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环境。一是乡镇政府要做好引导,公开各项政策规定,做好村社发展的初步规划,并通过村委会进一步听取村民意见与建议,修缮规划,同时按照上级政府要求为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让村民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治管理。二是村级组织要做好中间人角色,传达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协助村民明确了解村级事务的各项内容,享受应有的政策,且每逢集体事项均通过民主来做出最后决定。三是多举措激励农村村民更多地参与农村治理,参与村级事务决策,为村社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为整个村社的治理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用好党员、活动阵地,强化领导核心

党员作为村社中积极向上的人员,其在村里具有一定影响力。实证研究表明党员在农村属于精英分子[5],用好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得村民更多地围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建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由于部分党支部的错误行径导致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党的基层组织好才是关键,一定要充分利用党的民主议事、民主决策的规章制度[6],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解决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使村事务决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保证足够的民主自治,党员及村民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

(五)打好政策、保障基础,留住农村人才

在农村最凸显的问题是收入低,留不住人才,村庄无人带领向前,发展迟滞。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前提就是要有人才参与进来,政府要在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纳农业相关人才到农村参与农业生产,化外在不稳定帮扶力量为自身内生动力。一是要加强现有基层队伍培训,提高业务工作、政策学习相关能力,吸引人才首先要有自己的人才队伍;二是提高农村基层工作待遇,为农村工作队伍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消除家庭生活顾虑,使人才能安心在农村干,在农村创造;三是吸纳农村乡贤参与村级事务决策,让决策更多地来自村民自己,从而提高村队伍的公信力,吸引更多人才参与。

中国对此次新冠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管控力、行动力和资源调配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医务工作者众志成城,在短短两个月内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为全世界争取了时间。在对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运行的检验中,需要沉淀思考、化危为机。总之,要实现农村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政府、村级组织及党员群众多层面进行合作。乡镇政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营造适合于农村人才发展的大环境;村级组织实施民主治理,吸纳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村级事务,提出适合村集体发展的建议和意见。因此,有必要思考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与党员群众彼此之间应有的关系,通过政府引导、村级组织、村民实施来进一步发展好农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治理。

参考文献

[1]王雨磊、廖伟:服务进站:农村税费取消后国家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趋向[J].电子政务,2020(3).

[2]黄星: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基于内蒙赤峰元宝山区调研[J].中国集体经济,2020(2).

[3]郑丽庄:浅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9(5).

[4]黄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20(3).

[5]李晓峰、黄星: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工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基于四川省与北京市及全国的比较[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6]赵建刚: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路径探究——以甘肃省临洮县为例[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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