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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共享现代化社区治理格局构建探讨

作者:完美论文网  来源:www.wmlunwen.com  发布时间:2019/5/29 10:58:30  

摘要: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设立于2016年12月,总面积3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21平方公里,总人口50万人(户籍1.34万人),下辖7个社区,其中6个为“村改居”。宝安区“站企分设”改革后,新桥街道一手强化党的建设,不断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一手抓力量下沉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在社区党的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作为一个产业重镇,新桥街道呈现出外来务工人口多,社会管理量大面广等特点,在治理方面还有不少薄弱环节。

关键词:共建共治;街道治理;社区;公众互动;

1社区治理现状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设立于2016年12月,总面积3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21平方公里,总人口50万人(户籍1.34万人),下辖7个社区,其中6个为“村改居”。宝安区“站企分设”改革后,新桥街道一手强化党的建设,不断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一手抓力量下沉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在社区党的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作为一个产业重镇,新桥街道呈现出外来务工人口多,社会管理量大面广等特点,在治理方面还有不少薄弱环节。

2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2.1社区治理主体发展不平衡

社区党委核心作用不突出。社区党委、工作站、居委会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基本实现区域化党建全覆盖。但在社区党委—党支部—居民小组的体系中存在中间弱化现象,即党支部的作用弱,居民小组作用基本虚化,党组织引领作用有限。部分社区新、老党员脱节,站企分设后年轻党员走上管理岗位成为社区的中坚力量,但与老党员相比,在政治作风、群众威望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

一线力量联动作用不明显。一线力量主要有社区工作人员、驻街单位人员、街道城管等职能部门下沉人员、城中村及工业园区安保人员等。为整合一线力量,街道组建了1.1万人的“两长两员”(楼栋长、门店店长、物管员、企业保安员)群防群治义警队伍。但受权限、机制影响,各股力量特别是驻街单位,存在着各自为政、被动管理、意识不到位等问题,未能形成最大合力。

社会组织补充作用不到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职能有限,难以满足公众需求。社区“大包大揽”无法提供精细化专业化服务,客观上也抑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特别是在养老助残、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社会组织发挥作用非常有限。

2.2社区治理工作面临困境

社区管辖客观压力大。从管辖面积上看,各社区的平均面积4.7平方公里,是全区社区平均面积的三倍多,最大的12平方公里,最小的2.3平方公里,社区平均面积过大且不均。从资源配备看,各社区承担的职责相同,但在人员、财政、网格等配置上采用一刀切,未充分考虑面积和管理对象的不同,造成部分社区人员不足、任务过重。

各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业主、经营者、承租户等主体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深,从业人员法治、责任意识不强,业主只管收租不管安全现象较为普遍;部分社区股份公司在政企分设后存在卸去“管理包袱”的心态。职能部门缺乏强有力工作手段,部分单位和个人在主体责任落实上心存侥幸,过度依赖政府,行政管理多依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后处罚。

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低。辖区非户籍人口占97.1%,绝大多数面对深圳高房价、快节奏的生活无所适从,“打工心态”和“过客心态”使该部分群体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家园意识不高。加上缺乏有效参与路径,导致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不高,影响共建氛围的形成。

2.3社区治理运行机制有待优化

社区工作站职责规定不明。工作站作为街道派出机构扮演“大管家”角色,承担职责多达170项,权、责、费不对等。工作站本身职责定位不清,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上的法定权责不明确;部分下沉事项时未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社区的权限、人力、物力缺乏保障。

下沉力量难以有效调动。街道将城管办等7个职能部门531名工作人员下沉到各社区,充实一线队伍力量。但下沉力量难以有效调动,人员下沉有不到位现象。原因一方面是下沉人员基本为临聘或辅助人员,没有执法权,专业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受办公场地及考核、晋升等机制等影响,社区缺乏调动人员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网格化治理设置不完善。街道实行网格巡查防控体系,有机融合357个基础网格与23个安格、4个消格、44个警格、7个交格,采用“巡办分离”的工作模式。运行中一方面网格划分不精细,各种网格范围过大、部分网格交叉,难以高效实现定岗定责定人;另一方面是巡办分离模式不成熟,缺乏对案件的有效分类,存在部分巡查员为做案件而巡查、积案堆压等问题。

3对策建议

3.1夯实党建基础,以“党建+融合”提升社区党委战斗力

实施织网工程,构建一核多元共治格局。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股份公司、驻街单位、下沉部门等三大主体为依托,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社会组织等为支撑构建一核多元区域化党建。通过吸纳成员党组织参与基层党建,以党建一张网打通“单位党建”和“社区党建”因没有组织隶属关系而出现的封闭式党建局面,实现条块结合、优势互补、共驻共建效果[1]。

实施领航工程,强化社区党委领导权力。明确社区股份公司人事安排、重大事项安排必须由社区党委出具意见等程序要求,强化社区党委对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领导保障权。赋予社区党委对社区警长、下沉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晋升的评议和考核权重,提升社区党委话语权。

实施培育工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培育社区年轻党员,推进社区新老党员结对共学,激励老党员发挥余热,建言献策,并通过老党员传帮带提升年轻党员在社区群众中的威望。注重对党员工作人员的培育,通过发挥党员骨干力量,提升下沉力量的凝聚力、向心力。

3.2充实一线力量,以“增能+减负”提升基层执行力

科学配置一线力量,实现力量资源有效下沉。一是建立干部驻村机制,选派科级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提升社区领导班子的工作水平。二是按照“职能整合、力量下沉、社区考核”的原则,将街道职能部门下沉人员分组充实到社区队伍,增强职能部门的主动性和前置性,推动下沉力量从“下达任务式的工作对接”转变为“专题研究式的工作对接”。三是按照“大部制”和“准街道办”定位,强化社区工作站人、财、物保障,实施独立预算。对社区两委委员进行统一行政执法培训考试,通过社区干部持证上岗延伸社区综合执法权。

优化网格和巡办机制,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由社区根据地理特点、管辖对象等不同因子,科学划分子网格;对原有的各类基础网格与安格、消格、警格进行整合并纳入到子网格中,避免交叉,统一管理。完善巡办机制,对各类职责事项细化并分类处理,不以“办结率”论英雄,结合巡办质量、巡办效率、治理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强化机制保障,激发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一是对社区权责增能减负,通过“负面清单”明确招商引资、重大设施建设等事权无需社区负责,并探索契约式管理,对专项工作以协议委托代替责任状,并按照“费随事转”原则落实经费[2]。二是建立薪酬激励机制,针对一线工作人员制定良性、合理的年度收入增长机制。三是开辟一线工作人员的晋升渠道和退出机制,如连续考核优秀且符合任职要求的,可直接晋升管理岗;对考核不合格的,视情形取消津贴,降低薪级,解除聘用。

3.3压实主体责任,以“明责+问责”提升主体担当力

定标明责,增强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一是通过进企业宣传、现场会、与企业业主、出租屋业主签订责任状等方式,提高主体责任落实意识。二是落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机制,通过组建园区义务安全生产巡查队伍,落实消防巡查值班制度等措施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通过打造“一社区一标准化安全生产示范园区”做好引领,以点带面推进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标准。

多措并举,倒逼主体责任落实。一是建立细分可行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定期对各类主体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优中差”评分并公示评价结果。二是组织成立“社区出租屋业主协会”,通过政府管协会,协会管个体形成房屋出租自律共治意识。三是探索由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成立“社区出租屋经营管理公司”,鼓励集体经济连片集中经营集体物业、村民自有物业,打破出租屋自发无序管理困境,以规范经营提升安全责任落实。

从严执法,建立以罚促管长效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落实主体责任行为顶格处罚,以高违法成本倒逼主体落实责任。探索建立诚信机制,将不落实主体责任行为由社区统一纳入征信系统,用社会诚信机制、市场机制引导督促主体自觉落实主体责任。

3.4做实公众互动,以“服务+平台”提升社区自治力

注重专业支持,构建社区内与社区外的连接点。用足用好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工服务,通过社工执行项目的专业水平涵养培育社区骨干,吸引优秀社工加入社区工作队伍。将社工服务的采购权、考核权赋予社区,强化社区对机构的管理,并通过开展活动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治理。

注重需求反馈,构建社区与居民的连接点。开展居民需求调查,精确将居民对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等需求项目化,让居民参与方案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提高主体意识和自治能力。探索成立居民论坛、民主议事厅,听取居民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建议,调节苗头矛盾。

注重互助培育,构建居民与居民的连接点。一是以“兴趣爱好相同、专业特长相近、居住地点相连”为原则,组建兴趣共同体,强化居民间凝聚力。二是强化志愿者招募和管理,通过志愿服务对接社区需求,就近服务,营造互助互爱、邻里守望的氛围。三是以社区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社区美食节、邻里节等主题活动,增进社区互动和信任,增强社区认同[3]。

参考文献

[1]哈尔滨市平房区:“一核多元、区域联动”社区党建模式探索[DB/OL].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11-08.

[2]任进.关于政府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制度若干问题[J].团结,2016(3):10-14.

[3]上海行政学院基层治理课题组.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问题与对策—基于上海市的问卷调查[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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