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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化对音乐产业的影响日益扩大，由传统的物理模式到P2P非法共享时代，再到以“下载“为收听音乐的主要模式，最后基于订阅服务的播放模式——流媒体音乐。为适应数字化时代，录音制品版权许可模式也亟待改革。中国制作录音制品是以法定许可为主要模式。而美国在2018年颁布的《音乐现代化法案》中，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法定许可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修改。本文将通过探讨在制作录音制品时，单一使用法定许可的局限性，以及结合使用法定许可和集中许可的合理性，提出符合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许可模式，从而达到许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最大化，促进中国音乐产业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录音制作者权  法定许可  集体管理组织

1 音乐产业的背景、现状及问题

世界音乐产业在40年间的发展类似于一个逐渐从物理载体过渡到半物理载体半数字格式，最后到达普遍数字化的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于黑胶唱片物理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达到峰值。第二个阶段以光盘为主要的物理载体，其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峰值。第三个阶段为21世纪初MP3作为一种播放媒体的出现，而MP3这种音频编码格式就是从物理载体过渡到数字音乐的关键节点，MP3格式有特定的物理载体，同时可以通过非物理载体的形式收听，又因其快速被一系列点对点网络所运用，这些P2P网络在未经许可或没有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音乐材料。使得音乐版权持有者的收入急剧下降，这也是音乐产业遭受重大打击的一段时光。第四个阶段是现在正在经历的流媒体平台的兴起，流媒体平台提供的音乐流媒体服务是指提供一个由歌曲、专辑、视频和播放列表组成的数据库，通过用户订阅的直接形式或用户观看广告的间接形式来支付费用，流媒体平台再通过各类许可流程获得的授权，并向音乐作品版权人与录音版权人分别按照所涉及的权利类型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音乐流媒体的兴起结束了严重危害到音乐版权人权利的时代。随着美国2008年Spotify的上线，音乐流媒体平台开始兴起。这个平台最初以免费订阅服务吸引了大量用户，而其他衍生功能则通过付费订阅的形式来实现，2023年Spotify的运营数据显示，付费用户数量同比增长15%,达到了2.36亿，净增数比指导值高出100万户，全年净增3100万户，创历史新高。此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用户已基本养成为版权付费的习惯。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对于版权法的重视。

根据IFPI《2023年度的全球音乐报告》,中国大陆首登全球第五大音乐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版权市场有着巨大的潜能。国际作者与作曲家协会联合会(CISAC)历年发布的《全球版税报告》验证了这一点。报告显示，中国的版税收益总额占全球版税总额的比例极低，2019年全球版税收益总额达89.62亿欧元，但中国版税仅为4800万欧元，这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第一，我国著作权保护时间相较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开始较晚，导致我国受众对著作权的保护意识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意识淡薄，产生“免费”的惯性思维，直接影响音乐版权收益的问题。第二，我国的著作权法几乎是纯粹的舶来品，其中既有英美著作权法的痕迹，也有大陆著作权法的烙印，这种兼容并包体现了立法者试图吸收两大法系著作权法优点的努力，但也反映了本国著作权传统的缺失。以音乐产业上来看，在唱片盛行的时代没能形成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产业运作模式，导致所谓“舶来品”不能很好地引导产业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制作录音制品许可模式并加以合理运用，本文将从3个角度论述：(1)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局限性。(2)集中许可与法定许可结合的合理性。(3)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更有益于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许可模式。

2 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的局限性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规定：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录制品。法定许可是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替代著作权人自动向行为人“发放”了使用作品的许可。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了5种法定许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法定许可主要目的是防止对音乐作品录制品的垄断，旨在促使各唱片公司的合理竞争。

法定许可的优势在于，能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状态下，简化交易过程。对于被许可人来说，免去了授权环节，即直接将法定许可以收费的形式替代专有权。但此种形式的弊端，在美国版权法制定的历史上体现了出来，对于音乐作品作者在录音制品中的复制权的规定中很典型地运用了这一许可模式。原本法定许可的目的：第一，正式确认音乐作品作者在录音制品中的复制权；第二，防止垄断。当时出于主要防止垄断的目的，固定了法定许可的费率。但对于如今的音乐版权作品之间较高替代性的特点，是否依旧适用于法定许可模式，或者说如何将固定的许可费率往更具有灵活性和市场性的方向发展，实属值得思考。

以美国为例，音乐作品制作录音的法定许可费在1909年确定为每份录音件2美分，该费用标准维持了近70年，直到1978年才有所提高。这足以看出法定许可的不足：(1)由政府规定的许可费率，表面上有“一劳永逸“的减免授权时间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效果，但实际上往往消耗更多行政成本。我们将此现象叫做“行政寻租”。独占许可这个概念看似拥有极其显性的垄断特征，但法定许可事实上更容易从隐性的角度确定垄断的位置。(2)即使处于公平公正的角度，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均需很大的时间成本。若固定了法定许可费率，市场的波动状况所影响的交易结果，至少以天为单位波动变化。

对于我国单一的以法定许可来规定制作录音制品的授权，这不但无法将版权人的收益最大化，也将导致音乐作品版权人与录音版权人对于创作动力的削减。

3 集中许可与法定许可结合的合理性

3.1 中国集体管理组织的局限性

集中许可是一种授权许可的形式，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众多著作权人，集中管理音乐作品并将作品权利授权给被许可人。对于我国仅有两家关于音乐版权的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在总体数量与划分类别上均不足。

第一，在集体管理组织权利的分类上，我国并非按照具体著作权权利类型，划分不同的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包含表演权、复制权、广播权许可业务部，为广大音乐作品使用者提供许可服务。协会提供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对音乐作品的机械复制，如出版音像制品、制作电脑卡拉OK机等，举办现场演出活动，在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播放背景音乐，广播电台、电视台演播音乐作品以及通过网络使用音乐作品等使用行为，均在协会提供许可发放的范围之内。对于如此多种权利类型，集中于一个组织内统一管理，存在权利类型分类杂糅之嫌。因此对于多种权利应设立多种权利类型的集体管理组织，以便更加合理地针对各种权利类型进行系统化管理。

第二，在集体管理组织权利的性质上，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垄断性。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0条中对于授权人在合约期限内无法自己或他人行使授权作品的行为，类似于授权许可中的专有许可，而专有许可又叫独占许可。我国为防止市场的垄断与恶意竞争，几乎禁止各数字流媒体平台不得与音乐著作权人签订独占许可合同。但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在这一权利规定的性质上，有着浓浓的独占许可意味。我国现阶段因集体管理组织的单一性以及非营利性特征，造成了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并未发挥作用。原本集体管理组织应是为音乐著作权人提供授予集中许可模式的便利与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获得集体许可的便利。但我国却将集体管理组织置于重要的地位，不断地扩大集体管理组织在市场上的支配力，希望解决音乐著作权人许可的混乱现状。

第三，在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权利效率上，分为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行使权利效率。外部环境主要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质；内部环境是集体管理组织因纯粹的非营利性而缺乏资金来源。首先，从我国的整体外部环境看，集体管理组织几乎为垄断性质，在无行业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组织内部容易产生消极处理问题的状况，使得整个组织运行缺乏效率。例如苏某与镇江新区大港米乐迪娱乐城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被告在诉讼前已经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了使用费，法院最终驳回了苏某的诉讼请求。之所以发生交了使用费却仍然被作为会员的词曲作者起诉，很大部分原因是中国著作权协会的分配时间跨度过大，分配不及时，和会员沟通不够。其次，内部环境由于缺乏直接固定的收入来源，依靠国家的资金扶持，很难形成良性积极的工作环境，引发效率低下，集体管理组织发展不起来的状况，严重影响我国音乐产业版权问题高效率地处理，导致了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迟滞。

第四，在集体管理组织对用户的收费标准上，统一依据法定许可按相对固定的费率计算，会导致会员被分配到的使用费结构性偏低的情况；在向会员分配使用费的问题上，以年为单位，且没有绝对固定的发放时间。

截至2023年底，音著协国内会员总数已达12864人，包括作曲者、作词者、继承人以及其他合法拥有音乐著作权的个人及团体。其中曲作者7954人，占总会员数约为61.83%;词作者4274人，占总会员数约为33.2%;继承人440人，占总会员数约为3.4%;出版公司175个，占总会员数约为1.36%;其他21人，占总会员数约为0.16%。这与我国庞大的音乐版权人群体是不相符的。由于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局限性，导致会员入会积极性不高，集体管理组织的实际效用未能体现出来。

3.2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的合理性

在2018年美国颁布的《音乐现代化法案》中引入了一个“机械权许可组织”,其性质也是为非营利性的集体管理组织。该组织主要负责管理一揽子法定许可下的授权与许可费的收支业务。该法案对于音乐作品制作录音的法定许可进行了一定的修改：(1)将法定许可的许可程序从按作品许可改成了”一揽子许可“,包含版权人所有的相关音乐作品，许可费以数字音乐服务平台的收入为基础进行计算，统一向集体管理组织缴纳费用，不用按每首音乐作品分别缴纳。这极大地简化了许可的流程。(2)设置的MLC集体管理组织将负责管理一揽子法定许可下的授权和许可收支。(3)MLC负责颁发的一揽子许可为流媒体音乐平台提供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要求数字音乐服务平台履行一定的义务——不但需每月向MLC报告使用情况并支付使用费，同时也需要提交一份积累的年度使用情况报告。这样MLC可以每月向权利人按照市场的动态分配许可费，且提供一份关于使用费的详细报表。这样使许可费率确定的方式能够准确地反映作品的价值。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固定法定许可费率带来的不公平现象，集体管理组织也发挥了更大作用。MLC集体管理组织为许可流程模式的综合化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能为我国许可流程模式的改善与发展提供参考。

4 符合我国的录音制品版权许可模式

以发挥法定许可、集中许可的各自优势为主要目的。法定许可的优势能减少协商成本与时间成本，集中许可的优势能避免版权直接交易所带来的环节累计成本和交易定价成本。

首先，改革录音制品版权许可的单一的法定许可。第一，我国通过改变仅有两家与音乐版权相关的集体管理组织现状，规避其垄断地位造成的管理组织内部的松散以及缺乏竞争带来的行业内部效率低下，同时也应根据管理权利的不同，设置涉及更多权利种类的集体管理组织；第二，我国需要在法律的基础上对集体管理组织所拥有的、类似于独占许可的授权模式进行改革，如不应过分强调集体管理组织的地位，而应允许授权人有权将权利转授权于第三方，推动集体管理组织市场的竞争，提升组织的服务效率；第三，在集体管理组织负责收集的法定许可费率方面，可采取能够反映市场的许可费率方式，而不是依据固定的费率进行计算。可结合美国颁布的MMA法案中建立的、由数字音乐服务平台提供的使用报告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费率。

其次，在上述集体管理组织合理高效的运作情况下，结合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中运用法定许可，简化许可流程的作用，即可达到数字音乐服务平台与音乐版权人之间的效率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对于发挥集体管理组织的作用而言，收集使用情况报告、记录音乐作品播放量与受众群体等数据。既有利于信息公开带来的公平性，也有利于对消费者喜好进行评估，以此给予音乐创作者以市场为导向的创作灵感。

最后，对于发挥会员的作用而言，对会员授予“一揽子”许可，且需相关数字音乐服务平台配合，分别以月度、季度、年度为单位，向集体管理组织提供使用情况报告，依据收听量的不同和市场的动态变化，规定许可费率的不同。对于数字音乐服务平台提供的使用情况报告的保存与记录，集体管理组织可结合区块链技术，通过在区块链中写上无法删除的链状代码，使得所有音乐作品与录音的权利管理信息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维持公平原则，以起到切实维护作品版权的作用。现阶段，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仍处于未成熟阶段，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使用中也会面临被黑客攻击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所以在底层技术的攻坚上，区块链技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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