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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主讲芷江明山书院期间，首倡并积极践行田野调查之法，推行田野调查教学，其间的荆襄大调查，是严如熤学术生涯中第一次田野调查。严如熤在明山书院任山长期间，完成了《苗防备览》等一系列著作，他的调查研究成果成为政府军队平定农民暴动的制胜法宝和嘉庆新政的社会治理样板，为中国近代经济制度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的田野调查定型于他执掌明山书院期间，明山书院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调查的发轫地之一。

关键词: 中国近代  田野调查  发轫地  明山书院  严如熤

在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主要得益于清代湖南书院推行教育教学改革，提倡教学内容服务社会实践，其中成绩最著名的当数“湘水校经堂”与“沅水校经堂”[1]。这两所书院的教育特色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2]。除此之外，还有创办早于湘水校经堂，因在严如熤任山长期间推行务实教育而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深远的“明山书院”，其因僻处湘西沅州（今芷江侗族自治县）而鲜为人知。谭必友教授在他所著《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一书中，对严如熤在明山书院讲学期间所做的教学改革做了详细介绍，为我们重新审视明山书院的教学贡献打开了一个新窗口[3]。就明山书院开创中国近代田野调查教学的贡献来说，它能与湘水校经堂、沅水校经堂相比肩。明山书院是中国近代田野调查的策源地之一，在书院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一书中，谭必友以田野调查为主线，串起了严如熤的传奇人生，深入细致地书写了严如熤独特、超前的田野调查经历，全面阐释了其运用田野调查达至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严如熤创立了“整体性研究，学者个人亲历田野现场，观察与访谈相结合，以民间精英的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建构，以社会治世为最终研究目标”的田野调查研究范式，发展起了中国完整的田野调查学科理论方法[3]2。谭必友另在《清中期世界田野调查学术系谱上的严如熤及其学术的未来开展》一文中，系统论述了严如熤的田野调查活动及其学术研究对世界田野调查学术的贡献[4]。谭必友将严如熤定义为田野中国学的先驱。文章对明山书院为近代中国的田野调查教学奠基所做的贡献作以下梳理。

一、严如熤田野调查的探索与定型

（一）明山书院的前身

据《沅州府志》载：“（明山书院）在府城西门内……（乾隆）七年，里有耆民以沅水驿旧在西城外偏隘弗便，愿输南城外废馆徙置焉。知县沈华从其请，且鬻西城驿舍，购西城内陈氏宅为书院。屋凡三进，进各三间，门堂斋舍略具。上诸大吏，咸报可。知府朱琰榜曰‘明山书院’，延师设教。生徒来学者众，馆谷皆沈力捐。继沈以忧去署，知县薛澍踵行之。旋以修脯膏火无所出，中废。十一年，署知县商思敬始议举行，捐金以倡。十二年，知府董思恭捐金。继之，芷江县知县张淑、黔阳县知县刘俊、麻阳县知县秦周、芷江县丞宫书禄、署县丞任瑞书各捐俸以从，共银六十八两。芷江绅士随捐田及银助之……每岁籍共田租与其银息支给师生，而会要于府若县。然银数生息无多，田亩又岁有丰歉，租入不足，则并其银之子母而支销之。是时，仅足供馆师修脯薪水之资，而生徒膏火仍无取办。二十一年，知府瑭珠捐俸二百金，并劝各邑士庶，共得五百有余金。自是，廪饩膏火始有所资，并扩院左文清祠后之地，建敬业堂。前为立雪亭，后为静观书屋，通其门迳而疏其后圃，规模以备。自是诸生肄业称得所焉。”[5]

（二）严如熤执掌明山书院时探索并推行田野调查教学

严如熤（1759—1826），字炳文，号乐园，湖南溆浦人。年十三，补诸生，少负大志，潜心经世之学，明习时务。曾入读岳麓书院，师从罗典，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学使者张姚成称其曰：“经世才，足当大任。”[6]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优贡，嘉庆五年（1800）举孝廉方正特科第一，授知县。官至陕西按察使。

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从国子监肄业的严如熤受沅州府明山书院邀请担任山长，开始他的讲学事业。严如熤执掌明山书院后，大兴田野调查，推行务实教育。他对沅州的民风民情、地理、历史环境、社会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和考察。为改变沅州教育的落后窘况，严如熤在明山书院推行“明体达用”之学。“明体达用”之学可追溯到北宋，景祐二年（1035），胡瑗应苏州知府范仲淹之请，在苏州讲学，其间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严如熤在教学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推行“明体达用”之学，将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明体”转向“达用”，给明山书院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发展前景。

严如熤在教学中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推行田野调查教学，并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前往荆襄大地进行实地考察，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第一次田野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了荆襄大地的人口增殖、流民、邪教等问题，为他后来的思想和学问奠定了基础，也为其用田野调查把军事地理上的“用”落到实处做了很好的铺垫，更为书院学子用田野调查之法、兴务实学风树立了良好榜样。

（三）严如熤在执掌明山书院期间完成《苗防备览》等田野调查的代表著作

严如熤执掌明山书院期间，在乾隆六十年（1795），湘黔川边界地带爆发了苗民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了苗疆的大部分军事据点。辰州府一日数惊，常德震动。朝廷紧急调派湖广、云贵、四川三总督及各省巡抚、提督、总兵，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苗疆。由于罗典的推荐，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二人力邀严如熤担任高级幕僚，参与行军作战。从此他一直辗转于明山书院、沅陵、浦市、苗疆各地，就苗疆人口与人力、土地状况、百姓生活状况、道路交通情况、风俗习惯、物产情况、教育情况等开展田野调查，直到进京参加孝廉方正特科选拔。他致力于战争善后设计，完成了《屯防书》《苗防备览》等田野调查著作。严如熤从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四年（1799），前后五年，深入苗疆村寨进行实地踏勘、测绘，亲手绘制地图，编著《苗防备览》一书，并附有杂记等内容，系统地探讨和论证了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得道”与“失道”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研究湘、鄂、川、黔交界地的历史、地理、民族、民俗方面的权威之作。《苗防备览》被誉为中国近代田野学术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严如熤的田野调查基本定型，对全国田野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二、严如熤在明山书院期间的田野调查成果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成为政府军队平定农民暴动的制胜法宝

对苗疆的历史情况和军队布防极为熟悉的严如熤在乾隆六十年（1795）着手苗民起义的研究工作，重新梳理了苗疆的历史和文化，认为因语言文化差异和朝廷的苛政等，苗民与外来移民矛盾重重，对朝廷心存芥蒂。加上战争、移民等因素，苗民生活的区域不断被迫压缩。此外，官府为迫使苗民归顺而实施军事征伐，导致苗民对官府的仇恨不断加深。面对来势凶猛的苗民起义，绿营部队接连溃败。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前往岳麓书院向山长罗典请教平定苗疆的良策，罗典向他们推荐了严如熤。严如熤因怕耽搁学子的学业，没有立即答应出山，但将平定苗疆的策略写成专函寄给了姜晟，并在教学之余多次来往于芷江与沅陵之间，对苗疆战事进行多方面调查，进一步完善平定苗疆的策略。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严如熤接受姜晟邀请，正式参与平定苗疆，写出战略报告《平苗条议》，言剿、抚、防御、安民方略，倡导“苗民俱有天良”“被胁之徒，准其自首，良善之辈，加以抚绥”“招募包括仡佬人在内的乡勇民兵自保家园”（仡佬人的部队后来成为平定苗疆的中坚力量），提出平苗不能只以高压手段维系朝廷统治，要从稳定社会出发，突出民本思想，化解苗民与官府的矛盾，才能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苗疆长期的和平。从此，严如熤成为姜晟须臾不可离的高级助手，在接下来的平定白莲教起义期间，他成为政府军队的精神领袖。

在平定苗疆期间，湖北发生了蔓延二十多个州县的白莲教起义，与苗民起义遥相呼应、互为声援。朝廷同意毕沅与姜晟的请求，抽调驻扎苗疆的两万多人马驰援湖北战场。但因交战对手差异较大，军官们熟知的苗疆战场经验派不上用场，其与白莲教的战斗毫无优势可言，以额勒登保和德楞泰为代表的军官强烈要求毕沅与姜晟请严如熤谋划良策。嘉庆二年（1797）六月，毕沅与姜晟将起草平定白莲教战略规划的任务交给了严如熤。严如熤结合白莲教战争前线的文报，对白莲教起事以及前线战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很快起草了《平定教匪条议》，阐述了“和盘定算”“息境保民”等战争思想，特别是“息境保民”思想，使额勒登保等军官认识到“民”的利益与安全的重要性，每到一处都将百姓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很快摆脱了单纯军事主义的局限，赢得了民心，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严如熤还提出十二条具体方案，其中第三条“分地以守……而各营星罗棋布，逼贼不得出巢，所蓄几何？坐困数月，不为兵死，即将饿毙”，第七条“联保甲以团壮丁……各乡择地居要害者，设立大卡，或筑土保（堡）巡逻防守”和第十二条“多筑土堡以安民业……欲村落之民，气完势重，有所恃以无虞，再四思维，不若筑堡之为得策也”，后来被概括为“坚壁清野”[3]92，成为清军的核心军事战略。嘉庆五年（1800），朝廷举行孝廉方正特科廷试，严如熤入京赴试。当时，川、陕、鄂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因此廷试策问题为“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严如熤策对数万言，建议“仿古屯田之法”，利用三省荒废地，将流民、“降贼”、乡勇和戍卒之无业者编为屯丁，团练捍卫。策上，拔为第一。又呈《屯政方略十二事》，嘉庆皇帝及重要大臣对他极为赏识，诏以知县发往陕西候用。嘉庆六年（1801），补洵阳知县。洵阳地邻湖北，为白莲教义军来往要冲。严如熤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向额勒登保提出“全县修堡寨”“对全县壮丁进行训练”“各寨壮丁设寨长、寨副、大旗小旗等领头人管理”“规定耕作时的防务之法”等方略，被额勒登保叹为神人，方略被一一施行[3]104-105。嘉庆六年（1801）四月一战中，白莲教首领陈朝官和李训安被活捉；五月一战中，四川白莲教青号首领徐添德仓皇败逃；六月一战中，白莲教首领王祥被斩首、方孝德被活捉。严如熤在洵阳连打三场胜仗，消灭了白莲教的主力，为朝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朝廷以功加严如熤知州衔，赏戴花翎，复加同知。

（二）建立嘉庆新政的社会治理样板

严如熤在主讲明山书院的同时完成了田野调查与战后设计报告的撰写，完善战争善后政策。他为朝廷设计的湖南苗族地区善后政策成为清朝民族地区治理的典范。为给苗疆善后建设提供一个样板工程，他给姜晟写了《陈麻阳筑堡议》，认为麻阳锦江下游一带尤其富裕，田地很广，物产丰富，极易被攻占，应该筑数座城堡，保护百姓；并说服麻阳知县阎广居在麻阳发动难民和空闲的乡勇、驿站挑夫，采用砖石砌基脚，上面用泥砖封墙，墙外用石灰粉刷，墙顶盖瓦的方式修建城堡。这样建设的城堡既省经费，又异常坚固，在加强防务的同时解决了难民的生计难题。阎广居征得姜晟同意后，立即着手施行，效果极好。通过先修城堡，“使民苗为二以相安”。次定屯丁，“使兵农为一以相卫”。再设立苗弁，保护苗民产业，兴苗民之学，使苗民的生活欣欣向荣。最后练精兵以维护苗疆社会治安。严如熤通过田野调查所设计的均田等善后方案，先将无主之田、叛产之田全部收归地方政府所有，统一由政府管理；再从凤凰厅开始，进行大规模均田运动，大户人家在留足自家每个人的口粮田之后，将自家田地的其余部分拿出来用于均田。这种方案将老百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通过收归无主、叛产之田和均田，政府拿到了大量的田地，一方面在各地推行“兵民一体”的屯田制，解决了兵源和军费开支问题；另一方面将一些田租给老百姓耕种，租谷收入用于公共开支。凤凰厅因此掌握了一大笔可预算的经费收入，义学、书院等各项公益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苗民安居乐业。凤凰厅也成了清朝基层政府改革的桥头堡。后来这个均田方案被定为苗疆的麻阳、泸溪、凤凰、古丈、永绥、保靖六厅县的统一政策。这个政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多次批示肯定，维持了苗疆百年和平[3]87-88。后严如熤成为秦巴山区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战略的制定者，在三省边区推行社会组织改革的政策，这些政策成为全国底层治理样板。

（三）为中国近代经济制度的转型奠定思想基础

受姜晟的派遣，严如熤前往浦市，协助辰州通判周士拔做好善后事宜。浦市原本是沅水流域最繁华的商业重镇。战争期间，争夺浦市成为各方军队的重点战略。苗民义军在乾隆六十年二月、四月、十月数度攻入浦市，洗劫一空后放火烧城。怎样保护浦市成为官员们最为头痛的大事。修一座城墙？浦市面积大，城墙至少得十里长。这样长的城墙，需要多少修建费？费用从哪里来？向朝廷要钱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有自筹。但自筹又如何筹？如何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些问题难住了毕沅、姜晟及其他官员。

这个时候，严如熤田野调查的价值突显。他深入浦市街巷，找到那些大小商人做访谈，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了从商品中抽厘金的办法，以筹集修城墙的费用。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严如熤通过认真计算，将抽厘标准定在0.3%。严如熤深入浦市街巷调查，商品交易额300万两，每年可抽约1万两银子，3年就有约3万两银子。用2万两银子修城，再加上发动百姓捐工和政府以工代赈，便可修建一座全新的土城，在土城外加修三座卫星城。余下的银两用来购置水田26.67公顷，收取田租以补贴守城民兵的工资。周士拔依计而行，浦市城堡得以修成，浦市再度成为沅水流域最繁华的商业重镇。严如熤在浦市的抽厘经验，科学把握了厘金制与公益事业建设之间的关系，为中国近代经济制度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严如熤在浦市抽厘的新经济制度试验的成功范例，后来被曾国藩的湘军采用，湘军在国内的大小码头设立关卡，建立厘金局，向过往商品抽税，为湘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厘金制成为清朝末年政府的基本税收制度，有力推动了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3]80。

三、严如熤在明山书院的田野调查教学对沅水流域学风的影响

（一）对沅水流域后辈学生的影响

严如熤主讲明山书院七年，所教学子深受其影响，注重田野调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和践行新兴的经世致用思想，学子中学业优秀、功成名就者众多，数人考中举人、进士及第，官至知府。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是郑国鸿。郑国鸿，字雪堂，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溆浦县大江口镇岩坪村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天慕名前往明山书院求学。溆浦隶属辰州府，当时明山书院只招收沅州府的生童，本不招收其他府的学子。但因其父郑朝柱与严如熤是故交，严如熤欣然招收了他，但他不能享受书院的免费膏火，需自己租房居住。学成后的郑国鸿选择了从军，但他谨遵师训，时刻保持着好学务实的作风，在紧张的军务之暇，勤于著述，有《诗经疏义》《葩经招旨》《昌学崇源》等佳作流传后世。在军中也表现突出，屡立战功，从一名小校逐步升为将军，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展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带领部队在定海英勇作战，同英军展开殊死较量，最终因武器落后等原因，不敌英军而壮烈殉国[7]。

（二）对芷江学风特别是沅水校经堂的影响

严如熤在明山书院大兴田野调查，推行全新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在当时培养了一批注重实学的有用人才，更对推动沅州乃至整个湘西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严如熤的影响，光绪十四年（1888），朱其懿赴任沅州知府，在全面调查、了解沅州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创办沅水校经堂，努力推行务实教育，提倡学子学有所用，在教学内容方面坚持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授以“明体达用”之学[8]33，在教学方式上推崇田野调查，力求知行合一。光绪十六年（1890），沅州内学子举行岁科连试，在沅水校经堂就读的23名学子，除2名拔贡、2名丁忧不参加考试外，参加考试者19人，各科冠首生童，全部是沅水校经堂的学子。考试结束后，湖南学政张亨嘉大加赞赏并上疏奏称：“沅州学风，为西路各属之冠！”[8]206于是从沅水校经堂选调5人进入湖北两湖书院学习，又选2人进入长沙湘水校经堂深造。沅水校经堂名声大振，正如朱其懿所说：“士林踊跃，耳目一新。”[8]32“人思向学，风气大开。”[8]87沅水校经堂培养出来的学子，多能学以致用，并且对于后来传入的新学容易接受，“迄今研究新学之稳重者，皆当时校经堂之门徒也”[9]。他们中间人才辈出，“为革命维新建立事业者，实繁有徒”[10]。如民国总理熊希龄，辰沅道尹、护法将军张学济，以及后来成为教育界名人的杨茂杰、杨凤笙、李永瀚、张伯良、毛延龄等，都是沅水校经堂的高材生。沅水校经堂创造了湘西乃至湖南近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四、研究结论

严如熤执掌明山书院期间，通过阐释“明体达用”的学术理念，在传统的科举应试教学中积极探索与实践田野调查教学，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也由此树立起严如熤田野调查教学的大旗。通过他大多数时间用于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政策咨询报告，制定合乎实际的政策解决当时重大棘手问题，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明山书院期间撰写的《苗防备览》等一系列田野调查成果，他在调查中凝练的询、征、稽、参、同五步调查法等基于智库目的的田野调查范式基本定型，奠定了中国近代田野调查的基本格局。因此芷江明山书院是中国近代田野调查的发轫地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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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平一.近代长沙教育的新气象[J].书屋，2012(3):6-11.

[3]谭必友.田野中国学先驱：严如熤传[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2.

[4]谭必友.清中期世界田野调查学术系谱上的严如熤及其学术的未来开展[C]//张耀南.自然国学评论：第5号.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22:89-128.

[5]杜莲英.沅州府志：上册[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185-186.

[6]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C]//严如熤.严如熤集1.长沙：岳麓书社，2013:4.

[7]符太浩.地方名人资源的发掘与地方史研究的拓展——从湘西凤凰籍民族英雄郑国鸿说起[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0-53.

[8]朱其懿.守沅集[M].成都：时代出版社，2022.

[9]周秋光.熊希龄集：上册[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15.

[10]熊希龄.序[C]//朱其懿.守沅集.成都：时代出版社，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