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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时期推动国家文化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旅产业和文化消费升级，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措施。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推动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其建设实践的落地。当前，针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已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基本展开，针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属性界定、建设方式、重点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未来，进一步推动宏观理论的完善、管理建设机制等中观理论的建构、微观建设实践及理论的拓展，关注历史文化内涵的进一步研究及其符号化实现的思路推进，这是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  理论研究  研究综述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首创的一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文化事业创新发展方式。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化特征作为核心，旨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用于中国文化发展情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化事业建设水平的新模式和新方案。国家文化公园有别于美国的“国家公园”、欧洲的“遗产线路”等既有概念。因此如何充分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内容，如何准确把握国家文化公园在推动我国当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和价值，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亟须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推进的新形式，如何更好地利用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将既有的文化事业相关工作进行整合和组织，如何在实际的文化建设工作中贯彻国家文化公园的相关原则、切实发挥国家文化公园的引领带动作用，也是学界亟须面对的重要现实议题。

当前，学界已就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概念、建设内容、关键要点等内容开展了积极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主要内容来看，一是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基本形成了从“国家性”建设、文化内涵的发掘呈现以及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展开的总体建设理念；二是开展了一批以具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对象的实证类研究，取得了建设评价的相关结果；三是对国家文化公园中如何有效利用历史文化进行了探索。未来应继续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以充分发挥其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带动力。

1 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的全新概念。2017年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议》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作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求“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同年5月，《“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一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式启动。《方案》强调要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并明确国家文化公园要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建设要求和原则自此得以明确。

2021年8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明确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着力打造成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着力建设成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的建设目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主要用以彰显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则象征着中国继往开来的发展活力和国家形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牢记革命历史、彰显革命精神的建设导向方面得到明确。2022年8月，《“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印发，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新增了“实施公园化管理，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的要求。相应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颁布也为其提供了建设层面的参考。

纵览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和相关建设规划的跟进不难看出，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明确、层次不断丰富的过程。一方面，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建设基础的国家文化公园对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给予了突出关注；另一方面，文化旅游、文化消费、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等内容也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逐渐发展成涵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旅游、文化消费、公共文化建设、国家文化品牌建设乃至区域经济发展和跨区域经济合作等诸多文化、经济、社会功能的综合体系、多元空间。国家文化公园正逐步搭建起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全新行动框架，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正逐步彰显。

2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我国首创的全新概念，其理论研究尚待加强，无论是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义、内涵、理论基础、价值判断等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抑或是国家文化公园各功能区建设之中的管理、政策机制、运营控制等方面；又或是落实到各省市、各项具体建设项目上，均存在进一步建构的空间。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宏观理论建构、中观管理运营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微观项目建设研究已经基本展开，对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内容的研究也在推进，但总的来看未形成全面共识，相关研究讨论仍在进一步开展。

2.1 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理论研究

从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和当前发展来看，国家文化公园大致遵循着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建设为根本，以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为前提，尝试对包含文化旅游、文化消费、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等在内的相关工作进行整合、协调的建设方向。

其中对国家文化公园根本属性的讨论，是国家文化公园宏观理论建设的重点环节。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主要方向：一是以文化遗产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概念为基础，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出发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进行讨论。强调历史文化及其相关遗产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文化效用实现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更多表现为一个关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利用的综合示范区。作为以“文化”为核心特点的“国家公园”,与国家公园以“自然遗产”的保护为基础建设原则相对应，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首要任务，因而在国家文化公园发挥文旅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建设、国家文化品牌建设功能之前，建设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保护功能是其建设的首要任务。如彭兆荣[1]明确提出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范畴的“新生事物”。李飞，邹统钎等[2]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大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优秀文化展示的新方式，而欧洲的文化线路理论，美国的遗产廊道理论，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概念则从文化认同构建、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构成提供来源。

二是从“公共空间”的概念出发，从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公民文化权利实现、公共文化发展等方面对国家文化公园进行认识，这一方向更加倾向于将国家文化公园看作是一个国家文化事业建设发展的综合场域，其中公民、国家、市场可以进行和谐而高效的互动和配合，以推动公共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文化经济效益的形成。“公共空间”建设导向的理论基础主要为“文化空间理论”。文化空间理论来源于1974年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转向”观点，即从空间的视角来解释和认识社会，并提出了由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种空间共同促成的“空间的生产”理论，将社会的发展同空间的生产进行联系。文化空间作为其中的一种形式，参与到社会整体的空间生产过程当中。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给空间的形态提供了在真实的空间和想象的空间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文化空间也被理解为一种由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机制空间三种空间形式共同构成的，围绕文化形成的空间形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其建设离不开对上述三重空间的重点关照。程惠哲即将国家文化公园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并提出要把国家文化公园建成“文化传承的载体、文化建设的阵地、文化交流的平台、文化消费的场所”[3]。秦宗财[4]依据公共文化空间的基本理论，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性建设进行了讨论。陈波，庞亚婷[5]在空间理论的前提下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明确为一种“我国原生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并以空间生产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引入“场景理论”同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进行嵌套，认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以空间生产为内生动力，场景表达为外在承载的齿轮式结构框架。提出自然生态型、便捷参与型和传统赓续型三种文化场景模式用于解释和表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多样化的文化内涵和现实功能。

在“国家公园”和“公共文化空间”两种理论思路之外，吴必虎，纪凤仪等[6]提出从文化景观史的角度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系进行认识，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地域体系；作为公共事业景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其中线贯性和区域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两大特征。这一认识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本身作为一个文化和历史形成的过程被审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各项工作，包括四个主要功能区的建设，本身实质上也被视作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物质象征和展示媒介。宏观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文化景观史的视角用文化景观的发展历史范畴了“文化遗产”和“公共文化空间”两种思路，将两者均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文化资源进行定位，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和两种理论思路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向上的分歧和差异。

综上来看，“国家公园”建设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两种思路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和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表明两者在国家文化公园未来发展中的导向性作用。文化景观史的视角则给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理解思路，有助于拓展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视野。

2.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思路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和旅游发展的复调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大功能区明确要求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国家文化形象展示、文旅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促进以及公共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发挥推动作用和价值。如何从整体上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多样化建设，是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的另一关键领域。

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建设思路方面，如何正确认识和定位国家文化公园各项建设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程遂营和张野[7]认为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空间与内容、守正与创新三对关系，在维度上同时关照国家与人民的意志，在内容上丰富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内涵，在实际的文化建设中掌握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推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苗长虹[8]认为在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中存在缺乏明确的技术规范、公园范围及四大主体功能区边界模糊、文化内涵及其基因谱系阐释挖掘不够和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主张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理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思路。杨传张[9]呼吁关注乡村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此外，针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价值研究也受到学者的关注。赵云和赵荣[10]对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实现和评估框架构建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文化整合是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的本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是其基本要求，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品牌价值的创建与实现是其理想状态。提出从核心遗产价值评估、公园整体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三个方面对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实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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