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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另外，根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件了解程度方面要比城市消费者高，这同样也说明了我国农村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在逐渐提高。由于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比较完善，而且城市消费者在经历以往多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也会从中得到一定辨别食品安全风险的经验。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不容乐观，假冒伪劣食品逐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对农村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及经济造成了双重伤害，从而迫使消费者自身主动去搜寻一些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以避免同样的食品安全风险在自己及家人身上发生。因此，我国政府在治理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工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完善农村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立，统筹城乡食品安全监管，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风险认知; 城乡差异;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实现了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实现食品安全战略”，所以如何保障人们“舌尖上的安全”以及统筹推进城乡食品安全监管成为当今社会食品安全治理的一大难题。另外，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导致消费者产生恐慌心理，而这种社会性恐慌心理会不断侵扰社会稳定，同时也会对消费者的食品购买决策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正确认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导致城乡消费者的生活环境存在不同，因此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方面或存在城乡差异。此外，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大部分文献集中于研究城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但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逐渐向农村地区转移，部分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认为农村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是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突破口。但是目前鲜有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因此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而且还可以反映出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城乡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实现全面食品安全战略和食品安全统筹监管提供启发和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在当前倡导“全面实现食品安全战略”及“食安山东”的大背景下，本文选择济南市城乡消费者为调查对象，是因为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区域范围广，人口密度大；另外，选取济南市区及南部山区等较为偏远的乡镇地区，是因为这些地区具有调查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能够反映城乡间的区域差异。调查过程中，根据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等多维度对济南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进行普遍性调查分析和评价；根据科学的问卷设计和严格的调查程序，对调查对象进行抽样调查以及系统分析；调查范围从基层深入，既可以了解基层人民食品安全需求，又可以为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供有效途径，由此还可以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为山东省的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有效政策建议，以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在本次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问卷191份，回收率为95%。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为了考察调查问卷的可信度，首先选取了50份问卷进行了Alpha系数信度分析，并通过SPSS.20软件对问卷计算得到Alpha系数值为0.789。一般而言，信度系数如果在0.8以上，则说明可以接受。为了保持问卷信度的可接受性，因此对部分相关系数太低的选项和题目进行了改进，然后对问卷调查数据再次进行信度分析，最终得到Alpha系数为0.822，所以据此可以说明该问卷信度是可接受的。

2. 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中调查结果的效度，采取KMO(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同样通过SPSS.20软件对问卷结果计算得到KMO值为0.715。一般来说，KMO的取值范围为0～1，其中0.7～0.8表示较好。本问卷KMO值为0.715，表明信度较好。另外，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3063.059，其相应的sig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进一步分析。

（三）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在此次的调查中随机选择样本，共发放问卷2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本数为191份，样本有效率为95.1%。为了保证调研结果的有效性，发放问卷时在城市农村以及男女性别比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覆盖比率，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49.74%和50.26%，城乡消费者的比例分别占到50.26%和49.74%。其中，25岁以下的消费者占比为23.56%，由于26～45岁的消费者是问卷调研的重要对象，因此占比最高及总占比为45.02%,46～55岁的消费者的比例为19.9%，而55岁以上的消费者较少仅占比6.28%；在文化程度方面，本科学历的消费者占比最高，比例为40.84%，其次是专科学历，占比为21.99%；从收入分布来看，消费者收入大多数集中在1500～2999元以及3000～4499元之间，两者总占比为52.36%；在调查样本中，家庭人口数大部分是三口之家，占比为42.41%，其次为四口之间，占比为31.41%。其中，家中有未成年人口的消费者为102人，占比为53.4%。

三、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实证分析

（一）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

对于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对比的研究，将问卷中的“您认为当前食品安全吗？”作为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基准，并将“您了解包装上的食品安全认知标识吗？”以及“您了解以下食品安全事件吗？”作为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了解程度的基准，同时对相应选项进行赋值，如“是=1，否=0”。通过将问题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可知：城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均值得分为2.61，标准差为0.763，而农村消费者的得分均值为2.73，标准差为0.691；同时从食品安全风险了解程度来说，城市消费者得分均值为2.08，标准差为0.816，农村消费者得分均值为2.59，标准差为0.77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情况还是食品安全风险了解程度，农村消费者得分均比城市消费者要高，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目前农村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是随着乡村的经济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广泛覆盖，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而且对于食品安全风险了解程度也逐渐与城市消费者持平。

（二）风险源认知的城乡差异

对于风险源认知的城乡差异，选取调查问卷中“您认为哪个地方提供的食品（以蔬菜为例）比较安全？”作为风险源认知的变量。通过对调查结构统计分析后可知：城市消费者选择“大型超市”选项为56人，而农村消费者只有19人。由此可见，城市消费者认为大型超市提供的食品比较安全，然而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一方面或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大型超市在乡镇范围内的覆盖率较少，因此大型超市可能不是农村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或是由于乡镇地区没有统一规划的集市，流动摊点常常在村庄附近不定时地出现，因而农村消费者往往由于便捷以及距离较近的原因在流动摊点购买食品。此外，对于蔬菜而言，农村消费者选择自耕种植的要比城市消费者高得多，这有可能是因为农村消费者大多数拥有自耕地可以种植蔬菜，因此会认为自耕种植地风险程度较低。但从总体上来说，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源认知的城乡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大。

（三）风险可控性的城乡差异

在风险可控性认知方面，将“当您买到劣质食品时，您会选择哪种途径？”作为风险可控性认知的变量。通过调查可知，选择“找商家退换”选项的消费者最多，在此选项中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城乡差异，另外选择“请求媒体曝光”以及“向有关部门投诉”选项的消费者城乡比例也基本持平。然而出现较大差异的是“自认倒霉”选项，农村消费者选择该选项的比例要高于城市消费者，这有可能是因为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来说较低，或是由于其他社会条件的限制导致农村消费者不知道如何进行投诉或选择其他途径。同样对各个选项分别赋值得到城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可控性认知得分均值为2.03，标准差为0.888，而农村消费者得分均值为1.96，标准差为0.88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风险可控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城市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认知程度比农村消费者要高。

四、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设置与测量

为了研究对城乡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将因变量设为城乡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自变量主要考虑消费者个人特征，主要选择消费者性别、户口性质、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以及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为自变量。具体变量赋值情况如下：对于性别、户口性质、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等控制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将变量性别设置为“男=0，女=1”，变量户口性质设置为“城市=0，农村=1”以及变量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设置为“是=1，否=0”；对于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等采用李克特量表方式对变量进行赋值，分别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

（二）结果分析

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城乡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性别（0.007）、年龄（0.004）、月收入水平（0.005）、家庭人口数（0.000）等变量的Pearson卡方值所对应的渐进Sig.（双侧）值都小于0.01，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此类因素与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城乡差异存在一定相关性。然而其他变量文化程度以及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所对应的渐进Sig.（双侧）值均大于0.01，则表明该因素不具有相关性。

1.性别因素。消费者由于性别的不同而导致其社会角色的不同，进而导致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的不同。另外，结合个人特征因素影响强度的分析来看，性别因素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强度（5.687）要高于农村消费者（4.256），这同时也说明城市女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高于农村女性消费者。

2.年龄因素，年龄因素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强度（15.589）小于对农村消费者（21.203）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一般处于26～35岁阶段的消费者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来说食品安全风险水平较高。由于此年龄段的消费者一般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且此阶段的消费者较年轻化，因此在购买食品时会比较理性，食品安全风险意识相对来说也较高。而在城市地区，年龄越大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意识就越高，这或是因为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就随之下降，使得年龄较大的消费者产生“养生”心态，因此在食物选择方面较为敏感。

3.收入水平因素。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城乡消费者在收入水平方面也存在相应的差异，收入水平因素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强度（11.116）要高于农村消费者（9.762）。城市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挑选食物的范围越广以及食物质量就越高；而农村消费者的收入大多是来自在外打工或者在家务农的劳动所得，并且要“养家糊口”，在购买食物时相对于就会挑选一些价格低廉的产品，因此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较低。

4.家庭人口数变量。在所有人口特征变量当中，家庭人口数变量是最为显著的，其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强度（23.269）高于农村消费者（15.644）。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当家庭人口数量越多时，消费者同样会考虑到家人的饮食健康问题，避免因食物而造成的身体损害，所以在购买食品时会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意识。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家里常住人员一般是“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而他们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对食品的需求较容易满足，因此食品安全风险意识较低。

五、结论

对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城乡差异，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另外，根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件了解程度方面要比城市消费者高，这同样也说明了我国农村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在逐渐提高。由于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比较完善，而且城市消费者在经历以往多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也会从中得到一定辨别食品安全风险的经验。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却不容乐观，假冒伪劣食品逐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对农村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及经济造成了双重伤害，从而迫使消费者自身主动去搜寻一些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以避免同样的食品安全风险在自己及家人身上发生。因此，我国政府在治理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工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完善农村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立，统筹城乡食品安全监管，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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