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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合型治理模式是对政府单一主导治理模式的优化完善，突出政府主导、主体多元、结构开放、功能多样。机制建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负责兜底、社会组织自主、设计多元机制、配套信息技术。浙江金华坚持社会治理创新，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际上形成了探索推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复合型共治的新局面。建构“共建共治共享”复合型共治机制，应由政府负责兜底，社会组织自主，开放运作机制，配套信息技术，同时要整体规划，长效推进，并整合好基层自治力量。

关键词: 复合型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夯实“中国之治”基石的根本举措。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经验，然而取得的成效并不突出，主要囿于理论背景支撑。由是可见，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框架的构建既需要理论背景的支撑，也离不开地方实践取得的丰富经验。

一、“共建共治共享”复合型共治的地方实践

近年来，关于治理研究形成了诸多理论参考，其中“复合治理理论”强调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变的国情，以及在传统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面临着失效局面的背景下，一种“国家主导社会自主”的治理理论。复合治理模式也被视为政府单一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化完善[1]。在“复合治理理论”支撑下，很多地方出现了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的“复合型共治”新型治理局面。“复合型共治”突出政府主导、主体多元、结构开放、功能多样。

中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来，多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探索推动“复合型共治”的新局面。其中，浙江省金华市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实效。近十年来，金义都市区发展取得质的突破，城市化、信息化进程迅速推进，外来人口占比突出，区域内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转型历程，给金华市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巨大的难题，也带来了创新实践的突破。近年来，金华市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积极探索，不断突破，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构建出具有金华特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尤其强调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复合型社会治理新模式，在2023年被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一)高位推动构建市域善治“指挥链”

金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力量资源、强化督导考核，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突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全市范围开展社会治理“争先三年行动”,每年推进落实一批市域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市委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联系协调、督办落实职能作用，统筹调度全市52个相关责任部门、9个县(市、区),对市域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让各地各部门一同起跑，共同“参赛”,推动平安联创、工作联动、问题联治。

(二)数字赋能创建市域智治“标杆市”

在社会治理领域，金华发挥“数字神探”作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推出“外国人服务管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协同指挥”“平安小区法治建设一件事”“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兜底化解一件事”等多个应用场景，有力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发力两大系统建设，加快贯通“162”“141”数字治理体系，推动全市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县级基层治理委员会和社会治理中心。构建市、县、乡、村、网格五级数智架构，将9 371个网格、46 022个微网格纳入其中，现已依托基层智治应用平台上报事件176万件。

(三)创新引领打造市域实践“新样板”

在试点工作中，围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总要求，金华坚持创新引领，打造具有金华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样板”。加强“三大经验”集成应用改革，拓展后陈经验“五个一”机制(1),创建2 108个后陈式法治村，推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总结探索简单信访马上办、好家风评价体系等基层治理做法，推行“浦江经验”向理论化、标准化、数智化迈进。推出“龙山经验”城市社区版、工业企业版和行业调解版，将“矛盾不上交”贯穿社会治理全链条，诉源治理良法善治效能显著提升。

二、“共建共治共享”复合型共治的机制建构

结合地方实践实际发现，高效建构运作机制是“复合型共治”发挥效用的基本前提。基层治理主体一般具有功能多样、结构复杂、需求多元等特点，通过建构完善的运作机制进行规范和约束是“复合型共治”规范运作的必要条件。

(一)政府负责兜底，突出基层“元治理”

“元治理”是指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宏观安排和重新组合的治理机制。根据其概念，一般来说，“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责只能由政府承担，政府是“元治理”的唯一主体[2]。由于“元治理”模式下不同主体和组织的诉求与利益需要统一协调，所以必须有一个不存在利益冲突的角色扮演“治理”轴心，保障社会运行机制健康有效。这里强调的并非政府的全面治理，而是突出核心责任而非权力。因此，首先应强化政府在社会治理环节中的担当。既是“元治理”,就要强调引导社会主体自我治理，政府需要承担起家长角色，对基层治理的机制与模式做好顶层设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将自身责任职能与基层自治组织区分开。考虑到这些主体很难自发拥有好的参与平台和处突手腕，政府部门要协调好、整合好、处理好、解决好这些主体无法兜底的事项，为基层治理打造出更加有效的参与平台、更加合理的参与机制。其次主导社会治理“理性”气质。这里提出的理性化，指通过各种治理制度与落实来抗衡群体非理性行为，以法治保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先进地区形成了“义家+义圈”模式(2)可资借鉴，社会组织以“义家”为总部，吸纳、孵化、管理、发动社会组织，类似于火车头的作用，让各群团和社会组织从以前的单打独斗变成如今的携手共进，既融合了资源，又减少了浪费，还让群众享受更好的服务，达到多方共赢。“义圈”相当于火车车厢，在部分社区、医院、楼宇、专业市场等地打造个性化自治模式，统筹群工、义工、社工，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形成多功能的“圈层式”联动社会治理体系。

(二)社会组织自主，发挥主体能动性

孙立平指出，“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多元治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维就是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3]。因此，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应当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扶持社会组织自我成长。早在2012年，国家部委启动实施“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以资金扶持给予相关优秀的社会组织支持帮助。在项目运作过程中，为持续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潜力，注重挖掘带头人，吸引社会骨干力量，激励群众领袖的产生，定期开展培训和指导帮助，让社会组织自我培育、发展壮大、反哺社会。二是为社会组织赋权增能。为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部分地区建立现场座谈机制、走访调研机制、日常联络机制，就如何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如何拓展社区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鼓励社会组织及时反馈、建言献策。也有先进典型通过搭建“申请—入选—塑造—评估”的“四维一体”培育模式，聚焦社会组织品牌发展的动态数据跟踪、菜单式学习规划和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为社会组织稳定赋能。对基层社会组织赋权增能，最关键的是要让基层治理主体具备与社会治理目标相匹配的行动能力，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助力社会组织在解决难题、服务民生中行稳致远。

(三)设计多元机制，构建核心软实力

“复合型治理”需要完善至少以下三种机制。(1)“主导—协同机制”。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协同共治机制，有助于在复合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发挥各级治理主体能动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纵向协同机制，在“地级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条块关系中划分主体职能，畅通通信联系。构建横向协同机制，完善“政府单元、社会组织单元、社区自治单元”行动结构，实现管理层次少而管理幅度大的扁平化运作。(2)“信息反馈—回应”机制。有效帮助快速定位问题，及时解决矛盾，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效能。社会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由于信息流通不畅以及回应不足导致治理失灵，进而引发群体矛盾。因此，要利用多种媒介获得需求信息，重视线下线上两条渠道，保障信息的共享和反馈。部分地区将党员、退休干部、社区志愿者发展成网格员、信息员，收集汇总群众反馈的问题，由相关社会组织自创的平台统一受理、精准对接，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组织下沉服务管理事项及时反馈公开，推动治理模式扁平化、集约化。(3)“信任—权威”机制。有学者指出，好的国家治理一定要以实现好的政府作为支撑，建设好的政府，就必须满足信任、权威与参与的三元核心关系[4]。在“信任—权威—参与”的三者关系中，信任建设应始终成为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社会治理的最终主体是人，只有群众自治为核心，保障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才能构建和谐的“信任—权威—参与”三者关系。

(四)配套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智能化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这些技术已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因此，不断改进优化治理方式，提供新的治理手段，才能使政府主动治理变得更加高效，使社会治理变得更加精准，才能有效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有限治理资源与大规模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智慧化、智能化水平成为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迫在眉睫之举。部分地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在智慧社区平台、智慧治理场景、社区数字生活、社区大数据应用等方面下足功夫，将信息技术配套用于社区治理，推动社区各项服务更加和谐有序、更有人文温度。金华市全域建成县级社会治理中心，147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一室四平台”(3),一体推进风险防治、基层共治、溯源联治、整体智治，以信息化配套提升社会治理硬实力，实现市域整体统筹优化和重大风险及时化解。

三、“共建共治共享”复合型共治面临的挑战及完善路径

通过对金华市“共建共治共享”复合型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已产生不少好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和困难。包括治理边界不够清晰、发展状况不够均衡、服务项目碎片化、没有形成制度等。部分社区基础薄弱，社会组织难以自我发展。“复合型共治”需要整体规划，但在实践中很多社会组织并不能跳出项目化操作窠臼。各地探索出很多做法，以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但往往由于多种原因，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复合型共治模式的几种路径。

(一)整体规划，构建基层社会复合型共治模式

党中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目标，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复合型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政府负责为主导、以社会自主为核心，首先要求有宏观性整体规划，有整体性前瞻布局，进而营造治理主体间存在的良好关系，这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可以看作是一条根本导向。中央提出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四治融合”治理模式，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最广大的参与者、最广大的受益者、最终的评判者的鲜明导向。规划应强调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兜底职责，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效应运用于社会治理实践。统筹协调各治理主体相互关系和作用，通过部门联席会议等方式加强沟通，在规划层面做到瞄准需求，精准对接。

(二)形成制度，长效推进“共建共治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生命力来源于群众需求和完善的制度，坚持长效推动制度运作，才能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境界。复合型共治模式具有“公共性”,在社会学视角看，这也是该治理最大的特点。因为多元主体参与，所以该型治理模式的范围和开口广阔，各主体间拥有开放、灵活、系统的共存关系，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导致治理主体的矛盾以及运行过程的失范。因此，一个长效可持续的机制建设就是复合型治理合理运行的重要保障。由同样具有“公共性”的制度来保障和约束治理渠道，进而规范和明确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及权责关系，这样才能拥有清楚的职能范围和工作边界。目前，大多数基层治理单元都是以项目化形式运作，针对基层实际，可将项目分类处理，制定出不同的参与程序、运行规则、行为规范、评价机制，发挥不同主体的个性化效能。

(三)着眼长远，培育整合基层自治力量

基层安则天下安。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余杭区小古城村调研时强调，“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突出基层治理的核心是自治，因此凝聚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强大力量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充分体现“内源性动力”。在基层复合治理实践中，自治力量的强弱事关政策落实的效果和治理效能的优劣，培育整合社会治理自组织是形成“和美众治 幸福共享”基层治理大合唱的关键音符。一些后进社区自治力量薄弱，地方政府尤其需要挖掘和培养社区骨干，或者引进专业组织，抓住机会发动群众培育力量，抓紧形成具有自发性的社会治理组织。建设一支专业化、高效率、有组织的基层队伍，需要把权力下放基层，让居民群众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增加基层自治力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结束语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5]。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被实践证明符合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符合社会治理规律的科学制度。既要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明确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责任，打造各级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善治指挥链，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复合型共治模式的基层实践表明，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动作为和社会主体的全面参与相结合，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有利于推动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固本木必长，浚源流必远。基层是国家的基础和重心，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所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当务之急是不断克服其运行过程中的难题和挑战，使其在制度上和实践上都能够获得更高的规范性和操作性。

参考文献

[1]许珂，周伟.治理理论的中国场景：复合治理的勃兴[J].深圳社会科学，2020(3):82-87,141.

[2]李剑.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28-134.

[3]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J].社会学研究，2011(4):22-32,242-243.

[4]汪锦军.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J].政治学研究，2015(4):98-105.

[5]周爱民.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N].光明日报.2022-09-16(6).

注释

(1)“五个一”机制,即村级监督“五个一”工作机制:选派一批驻村包村的“第一书记”;构建一系列村务决策的规范流程;探索一组简洁管用的公开办法;形成一个“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健全一套保障落地的有效制度。

(2)义家指“群工+社工+义工”三工联合的社会化治理服务平台。

(3)“一室四平台”即“综合指挥室”和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