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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资本批判思想可以从现象性批判、主体性批判、价值性批判三个向度加以考察。就资本现象性批判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并非由自然法赋予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而是由工人异化劳动生发的资产阶级“历史权利”;就资本主体性批判而言，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取代人成为社会的主体，凌驾并漠视着人；就资本价值性批判而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资本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人的解放”的价值指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从而引导资本有序发展，使资本为人民服务。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资本  现象性批判  主体性批判  价值性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标志性成果，蕴含着丰富的资本批判思想。然而，这一文本自问世以来便备受关注和争议。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法国思想界便分别引发了“循环论证”的问题与“两个马克思”的争议。但实际上，当我们将视角从这些争论中拉远，从宏观性层面来观照这一文本时将会发现，马克思该文本中的资本批判思想实际上遵循了现象性批判、主体性批判和价值性批判这三重向度的运思理路。就当下而言，尽管资本主义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资本的逐利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6。鉴于此，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赓续马克思资本批判、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探寻马克思《手稿》中的资本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性视角把握马克思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同时也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具有现实启迪。

一、马克思对资本现象性的批判：从“自然权利”到“历史权利”

资本是国民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将“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国民经济学称为“启蒙国民经济学”,而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重商主义者相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2]178。在马克思此处的语境中，国民经济学相对于重商主义的突出特点便是揭示了包括资本在内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于劳动；马克思因而赞同恩格斯对斯密的评价，即认为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正像路德将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斯密正是将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本身从而扬弃了其外在的私有财产属性[2]178-179。

在国民经济学的视域中，既然包括资本在内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在于劳动，那么主体通过劳动对某物的占有便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占有被包括斯密在内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视作由自然法赋予的“自然权利”。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资本，正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果实，是资本家“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2]130。是故，资本的形成发展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不变的永恒现象。然而，这一将资本视为自然权利的规定，这一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即“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2]155。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对资本这一“自然权利”的规定不过是一种独断论。

历史地看，最早对这一独断论发起进攻的当数蒲鲁东，他的所有权理论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的“所有权就是盗窃”的口号，直指当时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这对当时正痴迷于“物质利益”研究的马克思起着很大的吸引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展开，马克思愈发注意到了蒲鲁东理论的空想性。例如，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便试图揭示蒲鲁东将实现工资的平等视作社会革命的目标所犯的错误。但是，蒲鲁东对资本作为自然权利的先行性批判，无疑对马克思的《手稿》创作在思想上起到了支援性作用。

具体而言，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从当时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看到了异化劳动下工人的非人现实——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贫穷，这无疑是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是所有权的前提”这一原理的现实驳斥。紧接着，马克思直指当时国民经济学中的工人异化劳动，认为这一劳动直接导致了两极分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2]158。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关系本应是一种“直接关系”,本应由工人直接占有自己的产品，但是，有产者却破坏了这种关系，从工人手中夺走了劳动产品，因而有产者的财富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强取豪夺。

马克思因而设问：“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2]164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认为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而只能是在现实世界中与工人处于对象性的、现实关系的人自身。因此，异化劳动就不仅是生产出工人所无法占有的劳动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2]165,即生产出资本家与资本。

那么，既然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是由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矛盾便迎刃而解：因为这一经济学虽然揭示了劳动是财富的本质，但其是为了维护资本，并用资本来掩盖劳动，进而使资本成为与劳动客观对立的一方。国民经济学虽然承认劳动是所有的前提，却认为是资本家的劳动生发了资本；然而现实是，资本是由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的，与资本家的劳动并无直接联系。因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虽然确证了劳动是所有的前提，但其目的在于说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提倡“工资平等”以改善工人境遇的浪漫主义做法，因为工资不过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评，指明了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绝非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由自然法赋予的自然权利，相反，资本形成发展的根源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广大工人的异化劳动。因此，资本不过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历史权利”。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却似乎更为严重了。因为既然资本是由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那么资本家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一般私有财产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工人又为何会处于异化劳动中?而关于这两大任务的探讨，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揭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这便使得马克思进入了一个类似“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的世界[3],去对资本这一资产阶级“历史权利”的历史加以追问，而对这一追问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手稿》第二笔记本的主题。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体性的批判：资本取代人成为社会的主体

历史地看，近代启蒙运动的功绩之一便是觉醒了人的理性等主体性力量，“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4]即是启蒙的宣言。通过启蒙，人的理性开始与社会性活动关联起来，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主体的“实践理性”。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启蒙的这种主体性实践实际上就是英国市民社会中的工业资本家实践，即工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实践，法国“第三等级”的政治性实践[5],以及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实践。不难看出，启蒙之主体，主要指向的正是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而广大的无产者则被排斥在了其视域之外，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缺位”。

实际上，主体性问题是《手稿》中的重要问题。在《手稿》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便深切地论述了国民经济学视域中广大无产者的“主体性缺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是作为资本运转的工具而存在的，是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2]170;是资本而非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在这里，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工人的身份，表现为资本的主体性。人们一旦失去了工人身份，就会被埋葬、会饿死。换言之，工人这一外在于人的身份特征反而构成了人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李嘉图处“进了一大步”,并具体地表现为某种“商品人”学说：资本主义生产在将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生产出来的同时，还把人当作精神与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人的属性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而与李嘉图这一“进步”相适应的，是国民经济学也“合乎逻辑地进了一大步”,即已然意识到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马克思也正是以此指明了私有财产的“二元分化”,即私有财产本身分化为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2]172。

事实上，劳动批判与资本批判，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批判，恰恰是整部《手稿》的主题所在。而马克思对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其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提出的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从劳动产品的异化而言，劳动产品相对劳动主体的关系，犹如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主体无法直接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主体越是创造劳动产品，就越受资本的统治。从劳动活动的异化而言，劳动主体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活动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从类本质的异化而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是人这一主体的类特性，人能够通过实践来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但是，异化劳动却使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畸变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从人与人的异化而言，这突出地表现为个体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主体是作为某种“私有者”进行着利己活动的，“把他人看成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2]30。

而在论述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时，马克思阐释了资本强大的“同一性”力量，即在资本面前，“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一切现实事物都为资本所统治驾驭。现实事物之间的差别并非事物的本质差别，而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差别，即被资本化的时间顺序的区别[2]172-173。以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为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工业最初是相对于封建贵族的地产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其最初阶段还残存着垄断、公会、行会等封建色彩。然而，资本主义工业为了发展、为了利润，将想尽办法获取劳动力，这就必然地要求实施对农业的统治。因此，当资本主义工业将中世纪租地农场主的农奴转化为自己的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的同时，租地农场主也就转化为了工厂主与资本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地产等不动产本身不过是潜在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且带有地域性和政治性偏见的资本。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已经是在用一种历史性的目光审视资本主体性的形成发展了。这样一种历史性批判，既是青年马克思从现实出发、直面社会历史的客观逻辑之最初发生[6],同时也是马克思对自己在《手稿》第一笔记本末尾所提出的两大理论任务的初步回应。当然，马克思在《手稿》第二笔记本中关于资本主体性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他个人对历史和现实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所形成的科学论断。因此，此时的马克思还不可能真正地对资本的形成发展达成一种科学的历史认知。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从主体层面出发，已然关注到了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且试图去探究这一生产关系的历史起源，这无疑是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一大进步，并为其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提出共产主义这一主体复归理论[7]奠定了基础。

三、马克思对资本价值性的批判：共产主义是对资本的积极扬弃

在对共产主义展开论述之前，马克思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首先阐述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在重商主义阶段，财富的本质被归为金银等这样的外在于主体的客体物存在；在重农主义阶段，“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劳动首先是土地等不动产的本质，因而农业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2]180;在现代国民经济学阶段，财富的普遍本质被归结为人这一主体本身，其不再是某种特定劳动，而是一般的抽象劳动，劳动因而被确立为工业的主体本质。

与私有财产这三大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是，马克思同样以“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为依据，将早期的共产主义学说划分为三大阶段。马克思指出：在最初阶段，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理解还是从其客体方面来理解，即将私有财产理解为应该被消灭的资本，这对应着私有财产的“重商主义”阶段；在第二阶段，共产主义将私有财产的有害性根源与私有财产同人相异化的根源归结为不自由的劳动方式，如傅立叶便认为最好的劳动应是农业劳动，这对应着私有财产的“重农主义”阶段；而现代共产主义则被理解为“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2]183,即共产主义是对资本的积极扬弃，这对应着国民经济学的现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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