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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以蛰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史论结合

邓以蛰注重在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始终遵循艺术范畴的历史的、具体的规定性，从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每一个艺术范畴。刘纲纪是这样评价其老师的研究方法的：“邓以蛰在中国书画的史料考证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史与论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优点在于‘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绝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养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密切地联系着史去研究论，这是邓以蛰对中国书画研究的特点”艺术。

1926年，邓以蛰发表《诗与历史》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历史观，以及其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他认为人类的行为是造成历史的根本。“历史根本就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而行为的内容，依适才所讲的分析起来，一方面是属于知识的，一方面是属于感情的。如境遇的认定，理性的计量，结果的判断，内中都有知识活动的痕迹。善恶的行为，其判别的经过，又是先有人类感情上的印象，而后有性质善恶的区别，有性质的区别，而后有意义；意义从理智方面说是知识，从感情方面说也可以是境遇了。因为意义足以左右行为使之实现，故得云，境遇。”艺术在此文中邓以蛰提出了他的艺术史观的两个核心概念，即“境遇”、“感情”。

他说：“道德啦，艺术啦，制度啦，无往而不以感情为始，以知识为终的(道德艺术虽只有善恶美丑的价值，不过价值并也是一种直觉的知识)。至于境遇的具体，只是对于人生才会有的。倘没有以感情感到它的时候，自然界不会产生什么境遇。这样看来，知识既成于意义，间接已是人类感情的陶铸了。而境遇也是人类感情的发现，是不待言。假如宇宙间生来就有境遇，生来就有知识，而独没有以感情为内容的知觉在内;那么，所谓历史，只是政治理论，制度考，法律大全，经济学，统计学，伦理学，自然科学都对;顶说不上的就是诗了。”艺术

如何观照历史，邓以蛰认为除了考据的谨慎和严格之外，还需要在精神上暗合古人和古事，同时在现在经历那曾经发生的经验，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才有价值。因为毕竟有了精神和情感的参与。他格外强调了感情的参与。

他说：“研究历史的，注重事迹的编年，风俗的推移，固是分所当然;但须知道事迹风俗是由人类的意志实现出来的(意志多半是合感情与知识二者而成)。若要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必先同其意志而后可，非独考查事迹的片面和习俗的仪式所能了事。事迹风俗所以实现的感情活动的那些具体的印象若唤不起——换言之，作者若不能使历史上一切的存在，在他自身的意识上，照样的重新生起，或事迹上的过去未曾化成精神上的现在——结果必致属于文物方面的变成考据学，考古学，分类学;属于风俗方面的变为社会学了。”

他也讲明了历史研究与科学研究的不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无机体的。换言之，它对于所研究的内容有没有意志的活动，是不能顾虑及的;若顾虑及，则解析类分之法必穷。历史分明是人类自身的事迹，分明有意志活动的内容;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它，非先把它变成无机体的东西不可。殊知历史的存在在它的内容，内容没了则历史也就过去了。那些适应研究无机体的社会学，考古学和分类学只是科学了，不是历史。然而这几种科学都用历史作研究的材料，岂不互相消灭么?”

历史书写什么？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写照。但是历史不去书写以下内容：一是只为生存而存在的食住动静问题。二是纯粹感情，机体上自然发达的活动状态与对外界所起的印象的感觉。三是有机体发达上所显的种种顺逆的境遇，在这些境遇之下所发泄的感情，如心知乐乐，离合悲欢之类，虽已和精神生活有了关系，但在历史上还是留不住深刻的痕迹。

这样历史书写的内容是：“历史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写照。⋯⋯必须精神上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或理想，才可以推得动历史。⋯⋯历史是人生，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它是人生有价值的一部分。价值是开辟出来的，不是生成的;那么，有价值的人生便是指创造的，理想的人生了。”

先生的论断很是精辟。历史书写的是人生，但不是人生的全部，而是有价值的一部分人生，这部分有价值的人生是创造出来的。这是邓以蛰先生的历史学观点，他更加看重内容，因书写的事迹与内容，历史成了活的，历史的内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方法。邓先生更加看重历史的蕴藉、深刻的意味。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观，邓以蛰认为艺术现象是要在历史的过程里考察的。他说：“我们要给艺术一个定义时，必先把艺术进化的过程观察一翻，看它如何变迁的。明白了变迁的步骤，虽是不下定义，我们对于艺术，心中已有一个大概了。”他说，“看艺术是怎么来的。大概艺术自始就未同生命分开，更说不上艺术与民众有成两回事的理由。”

邓以蛰希望艺术作品能够启发人的深思，把人生与历史联系起来。他批评因一时的印象与情感而成就的作品。他看重有历史背景的抒写乡土风情的又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能够把人文的精彩结晶在历史上，灌输进人生里面，这样才能够使人类的精神的创造以及生命力延绵不绝。不仅如此，他还希望艺术的内容不要只限于过去与乡土，还要扩充到历史的未来与世界的广大；不单单在“所以知”，不单单在有限的知，还要表现“所未知”、“所不知”的境界。艺术应该指向更高的境界，它应该使自然的玄秘、人生的究竟，都借此灌输到人的精神与情智里面去，使人能够领略到知识之外还有知识，有限之内包含着无限。他认为艺术境界必然能开启人全部的觉知，让感情参与，与想象携手，由智慧引领。达到的境界必然是“万物无碍，百音调谐”艺术。

艺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审美意识、审美活动发展的历史。人类审美意识发展的每一个历程也必然凝结成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形态。他认为，艺术学真正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艺术家研究艺术，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为精髓，炼成种子，深深的注入他的手技心灵里面，再蜕成新艺术，使历史上的艺术在这新艺术里面生存着，换言之，历史须在人生的精神里面生存着，不是生存在与人生漠不相关的书籍或人生以外的东西上面。”

研究艺术就需要密切结合艺术发展演进，从艺术发展的历史中演绎出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发展，从而构筑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学理论。他认为艺术家研究历史应该“倚仗他那锋利的感觉，坚强的记忆，任何历史上的陈迹，都可以随时原原本本的在他的精神里复活着；这样，历史才可以永远存在。此外的人研究历史，只看得见历史的蝉脱，历史的物质方面。硬要把它当一种无机体的物质研究，所以历史变成考古学，社会学了。这般人得不着任何事迹所留下的具体的感情与印象；他们寻找不出事迹前后的境遇，因为境遇是精神的，曾没有留下可见的痕迹；他们性情不敦厚，时地上的风俗习尚的真诚的地方，他们领会不出；他们气量褊狭，没有远大的目光，历史的前途他们视不出，拟想不到。”

由此看来，历史是人生的写照，艺术与历史不能分离。研究历史要有锐利的眼光，敏锐的心灵，情感的融入，否则触摸不到历史的灵魂与艺术的实质。

邓以蛰的历史观一方面受到黑格尔辩证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了中国佛老思想的影响，具有循环因果论的特点。他认为，历史没有时间与空间，历史境遇的发生“因相而有”。（在后面的章节将详细介绍）

总之，邓以蛰以为艺术与历史密切相关，不同于历史与自然的关系。这其中艺术家观照方式与心力的参与起到很重要作用，研究艺术需要时刻关注与涉及到艺术发生的问题。这一论断与中国先秦的艺术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即艺术是由心物感应而来的。

闻一多先生很重视《诗与历史》这篇文章，认为邓先生作此文的主要缘由是：

“作者这篇文章有两层主要的意思：（一）怀疑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研究历史的时论。（二）诊断文艺界的卖弄风骚专尚情操、言之无物的险症。他的结论是历史与诗应该携手；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家便是发墓的偷儿，历吏便是出土的僵尸；至于诗这个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也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这第二个意思也便和阿诺德的定义‘诗是生活的批评’正相配合。”艺术邓以蛰的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依然有现实意义，依然能够纠正时下艺术理论研究的诸多弊端。1951年，邓以蛰发表《中国艺术的发展》一文，从实践论的角度检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总结出中国艺术史的特点：中国有精辟底美的理论，“我们的理论⋯⋯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决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养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因之，增我们民族的善于对自然的体验的习惯。”

这是邓以蛰长期深入研究中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画史即画学”既是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特点的科学概括，也是他将其历史观运用于中国书画艺术研究的具体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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