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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树理1961年的作品《实干家潘永福》有复杂的阅读史，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形式与社会政治的信息，更包含了赵树理通过该作品的写作是劝人还是劝己的思考。赵树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展现出来的实干家精神、孤独感受和文体追求表明：无论处境如何，赵树理及其文学都是讨论文学性、讨论文学形式的绝佳案例，赵树理其人也始终是历史中丰富的人。

关键词: 赵树理  实干家  文学性  短篇小说  孤独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刊发的《实干家潘永福》有一些特殊。按照赵树理本人在1963年出版的《下乡集》序言《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中的说法，《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而集子中其他七篇作品《登记》《“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是小说，(1)《文艺报》1961年第5期侯金镜（署名卞易）的批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也开宗明义说“这篇作品是传记，不能当小说读”(2)，周立波1962年编《散文特写选》，收了《实干家潘永福》，则在序言中把它看作“颂扬勤劳勇敢的人们的散文”，认为它虽然不如小说凝练，但也“朴实无华，言无虚设”，“用许多事例做线条，勾出了一位有着实干精神的人物的肖像”(3)，这些各有所见的看法略有差异，但都有意不把《实干家潘永福》视为小说，与后世一般把它当作小说来阅读的状况颇为不同。这种文体上的阅读分野，似乎并不是小事情，背后有值得分析的具体原因。

一、传记，还是小说？

侯金镜在批评文章中说自己读过两遍《实干家潘永福》，第二遍读的时候“就忘记了看小说所用的那些尺度，把它当作形象性很强的政论，甚或是当作自己整风学习活动的参考材料来读”，注重的是作品中“现实感最强的”写潘永福的经营之才的部分。(4)这意味着侯金镜读第一遍时把《实干家潘永福》视为小说，再读时才放弃小说的尺度。放弃的理由不甚清晰，但从他重视“现实感最强”的“经营之才”的书写来推测，应该是担心小说的尺度会削弱《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下文侯金镜又表示“不做性格情节的分析，无法做；不发挥有关传记文学体裁方面的意见，不能做”(5)，这进一步表明在侯金镜看来，按小说的尺度来分析性格情节以及按传记文学的读法来分析体裁，都会削弱甚至丢失《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在1962年8月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1962年大连会议）上，侯金镜针对此前几年小说中出现的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状况，“把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做了曲解，把人物拔高到离开了现实基础”，认为“过去作品只是表扬、鼓动”，而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那样有自己思考的、有战斗性针对性的作品，就“不要算作小说来读”。对此，赵树理明确回应道：“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写法有些想法。‘小二黑’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写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好像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6)侯金镜和赵树理之间的往复进一步说明《实干家潘永福》是小说或具有小说性，但把它当作小说读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即无法把它和之前的曲解现实、拔高人物的小说区隔开来。如果不能进行区隔，那么《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就会削弱或丢失，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潘永福甚至也可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感的人物。这种针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对小说这一文体的态度和读法，不仅有力地凸显了《实干家潘永福》的现实感，而且把小说的文体性质和功能推到了一个令人怀疑因而需要重新检讨的处境中。就侯金镜的读法而言，小说文体因为在当时与浪漫主义、脱离现实有关联而成为问题，小说的虚构性质变成令人疑虑不安的性质；而就赵树理的回应而言，小说令人疑虑不安的虚构性质更具体地表现为苏联写作品的模式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他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农村、农民的关系不是苏联写法所能把握的。赵树理的回应略有一些自相矛盾，他认为“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反对给农村人物“加上共产主义思想”，却又承认“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农村应当如何与共产主义思想发生关系？难道不是只能从外面灌吗？赵树理没有在理论论述上就这样的问题作出回应，但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做了暗示。据洪子诚的研究，赵树理和柳青不太一样，柳青在针对以严家炎为代表的认为梁三老汉塑造得更好的批评观点时表示“农村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起来的”，而赵树理则在《实干家潘永福》中写潘永福：“从他1941年入党算起，算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在这20年中，他的工作、生活风度，始终是在他打短工时代那实干的精神基础上发展着的。”(7)这种不太一样的地方确实显示了赵树理的暧昧性，他虽然明说“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但在“真人真事的传记”中却写潘永福的“实干的精神”发展出了他入党以来的工作和生活风度。潘永福的实干精神和党性是如此地作为“真人真事”而联系在一起，从而至少给人一种农村自己产生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觉。侯金镜所谓“形象性很强的政论”即可于此着墨，如果强调《实干家潘永福》是小说，反而会影响对赵树理写作意图的把握，误会农村自己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小说家言，大可怀疑。

但正如1962年大连会议上邵荃麟提出“要反对短篇小说的浮夸风和粉饰现实（指歌颂大跃进作品），要强调现实主义，写农民在集体化中改造的困难”一样(8)，小说的题材、风格和政治倾向都被重新建构之后，将《实干家潘永福》读成小说就不仅有了合法性，而且有了必要性。作为大连会议的参与者，康濯可以说是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的，他在大连会议后不久发表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中表示，其时已有“短篇小说巨大潮流”，而“其中最不凡的，我以为首推赵树理”，“不论是《老定额》，是《套不住的手》，或是《实干家潘永福》以及其他各篇，思想和形象都始终确切不移地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并极其真实地站在当前生活的前哨位置”，不管怎样，赵树理“总是个最扎实的实干家”(9)。在康濯的论述中，1959年因《“锻炼锻炼”》又一次遇冷的赵树理，1962年则隐然再次成为一名具有方向性意义的作家，仿佛重回延安时期。这种文学史的潮汐动态特别耐人寻味，不过此处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康濯在怎样的小说观念基础上推崇赵树理。从《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的论述脉络来看，文章开头即建立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对应关系，强调“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也确是最富于现实性、时代性的文学样式之一，是我们文学阵地上一支最富于战斗性的前哨和尖兵”，认为“短篇小说在所有的文学样式当中，比较起来更适于迅速反映当前的生活，特别是更适于通过短短的篇幅，以高度集中的人物形象与社会斗争中突发的火花和焦点一般的情节，深刻表现出重大的或比较重大的主题思想；因而这既是一种轻型的武器，又可能比一般的轻型武器获致更为强烈的效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短篇小说或者可以说是最富于现实性、时代性、战斗性的文学样式”(10)。这种对于短篇小说的现实性、时代性和战斗性的体认很难说有多么与众不同，但在接下来论述了短篇小说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康濯再次表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的内容。近年间我们短篇小说的巨大潮流，主要地也正是来源于现实主义”，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成就“都是因为他树大根深，生活的基础坚强和稳实”(11)，这就完全延续了大连会议的精神，实现了对短篇小说的题材、风格、功能和政治倾向的理解的颠倒。而因为强调“植根于现实生活”，强调赵树理“树大根深”，本是“真人真事的传记”的《实干家潘永福》自然就因其写“真人真事”的特点而最明显地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小说，是最能体现赵树理“树大根深”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上，康濯才会说赵树理是“最扎实的实干家”，把他和他笔下的潘永福在精神和政治层次上相提并论了。

而在小说和现实无限接近、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无限趋近于透明的状况中，小说、传记、散文之间的文体区分以及功能秩序似乎也就可以随时更易，全看特定的读者出于怎样的目的来使用。1962年大连会议结束不久，相关的报道尚未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出台，政治风向即已变化，政治像是造成地球潮汐现象的月亮一样，也迅速造成文艺领域的潮汐，1964年更开始展开对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的大规模批判。(12)在相对平静的间隙里，周立波1962年编《散文特写选》时还可以从小说和散文的区别出发，认为《实干家潘永福》不如小说凝练，但“朴实无华”，希望读者可以接受潘永福的实干家精神。在周立波的理解里，小说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可能比散文有更高的强度，因而凝练而有力量；赵树理也还可以从对农村读者的考虑出发，在《下乡集》的序言中强调《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之后则展开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写小说比写真人真事更难之类的议论(13)，其文体意识几乎和周立波是一样的。但赵树理很清楚地知道，对于一般农村读者来说，小说和传记的区分虽经说明也未必能进入其文体意识，《实干家潘永福》和《下乡集》中的小说是完全会被同等对待的，细致的文体区分并不像对城市读者来说那么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树理主观上虽然没有把《实干家潘永福》当成小说，客观上还是把它植入了小说的秩序中。此后的1966年，在检讨自己一生行迹的检查材料中，赵树理不大着墨文体的问题，基本上只是检讨自己每篇作品的写作意图，虽然强调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的”，但也不得不检讨自己有“个体农民小手工业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是有愧于时代的”(14)。在政治风暴的影响下，一切文学形式上的调整、校正、分辨和退守都显得无足轻重，最大的读者瓦解了所有的秩序。

二、事例的线条

在远离当年政治引发的文艺潮汐的今天，重新检读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也许仍然会同意周立波简明扼要的判断，即在《实干家潘永福》中，赵树理是“用许多事例做线条，勾出了一位有着实干精神的人物的肖像”；至于它是小说、是传记，还是散文，倒不见得多么紧要了。

周立波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实干家潘永福》的确是以事例为线条进行人物勾画的，从“书归正传”的“慈航普渡”开始，赵树理像是现代小说常有的那样从中间写起，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才写了短短三个自然段就吁请读者注意潘永福“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进入了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然后表示：“为了说明他这一特点，不妨举个例子。”为了“举个例子”(15)，《实干家潘永福》的形式感就从常见的现代小说变成了嵌套在说明文里的具有小说性的一种特殊文体，而随着后文重复使用举例子的方法来写人物，事例就成为一种线条，贯穿性地构成了《实干家潘永福》最醒目的形式要素。与此同时，那些散落在文本中的时间标记，如“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五八年秋天”“十八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冬天”“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〇年春天”“一九六〇年底”“一九六〇年秋收时节”等，(16)并不按进化的时间矢线出现，它们按照事例的框架排布，形成了空间化的时间结构。这种空间化的时间结构对应的正是赵树理的设计，他不是写潘永福的“全传”(17)，因此不用从出生写起，不是写“大事记”(18)，因此不用写大事而面面俱到，不写“别人也写过”(19)的内容，因此更注重刻画潘永福的个性，潘永福的个性像是天然生成，“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20)，当了干部之后“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21)，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常规的理解中由它们所推动的时间，都没有带来潘永福的发展和成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干家潘永福》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不是由事例的线条所带来的，而是由赵树理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带来的。由于赵树理认为潘永福有“自己特有的风度”，那种风度超越了时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时间标记就只能是任由作家调遣的空间性标记，潘永福在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中任意行走，而“工作和生活也都按着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着”，永葆其“实利主义”(22)。不过这种对于《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的理解，不能脱离1961年的历史语境而做一般化的抽象理解，否则适足以证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政治训诫，(23)误会赵树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作为“顶风”写作之一，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对时间的理解针对的其实是当时过分激进的时间意识和政治想象，而非抽象地建构一种超越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和人格精神；赵树理的行为实际上是提问题，打补丁，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他所见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也就是说，《实干家潘永福》中出现的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不是一种作家的自主选择，更不是存在主义式的时间感受，而是在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挤压下出现的一种症候，内含的是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的朴素的政治理智和社会意识。

但是，事例的线条能否框住《实干家潘永福》中漫长而复杂的时间线索，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严肃问题。《实干家潘永福》的故事时间跨度以潘永福的传记时间来算，是五十六年，以作品明确涉及的历史节点来算，是三十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61年，其中不仅包括潘永福的出生、成长、谋生、逃难、入党等种种个人事件，更包括中国现代遭遇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种种历史事件，个中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应当如何理解和叙述，都不是容易的。而赵树理意图仅仅用六七个例子结构全篇，勾画潘永福的实干精神以达到劝人的目的，并隐隐牵出对过往三十年历史的判断，实在很难不出现纰漏。

下面依次分析赵树理使用的六个主要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潘永福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他可以不顾性命地解人危难。其中写潘永福“也忘记了肚子饿，也顾不上脱衣服，扑通跳下水”(24)多少算是近人情的，而写船上人塞油条给他而他因为水淹脖子咽不下，改喂糖糕即成，随后“不几下子就扑过翻波滚浪的急流，到达西岸”(25)，就不够“朴素无华”了。翻波滚浪中的潘永福实在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此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法的历史余波，与大连会议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颇有距离，但为了凸显潘永福革命前就能够舍己为人，赵树理似乎也就无力分心，不管这种写法与潘永福实干家精神的矛盾了。退一步来说，即使在翻波滚浪中前进对于潘永福来说如同寻常，那也是英雄模范的寻常，并非人人可效仿的实干。

第二和第三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潘永福当了干部以后，他的工作和生活仍然按自己特有的风度发展。其中写搭桥一例，明确用到了“英雄”的字眼，而且为了烘托潘永福的英勇，先写了破冰下水之难，村长王思让“一下去就抖得倒在水里”，之后下水的潘永福和何启文虽然在冰层的包围中完成了上级党给予的任务，但“腰上、肚上、胳膊上，被顺流而下的冰块割成了无数道的大小创口，只有腿部藏在水底，没有受到冰块的袭击”(26)。藏在水底的腿部没有被顺流而下的冰块袭击这一细节，饱含寓言性，它意味着上级党不顾季节而要求搭桥的指令像顺流而下的冰块，袭击着农村，农村只能依赖类似藏在水底的最原始的生命力才堪堪在袭击中存续下来。不过，这种寓言式的理解并不在赵树理显在的意图中，而且赵树理反而是以潘永福的“英勇”来对抗冰块，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方式面对行政指令造成的困难。潘永福不是实干，而是被迫苦干，硬干。

写借渡口一例更是有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诙谐色彩，其中写潘永福连续劳动二十个钟头，终于疲乏过度，于是“穿着一身湿透了的衣服睡进一个石槽里”，醒后发现日军，即刻逃跑，但被岗哨盯上，可在越来越密的飞弹吱吱声中还是安全逃脱，(27)就很难说是现实主义的笔触。过度劳累之后湿身睡在石槽里，不但不会因此生病，反而能恢复体力，能安全逃脱日军的扫射，不能不说潘永福拥有超乎常人的体魄，仿佛是天生的英雄。赵树理接下来写：“正因为潘永福同志是这样一个苦干实干的干部，在他影响下的群众都十分喜欢他，到处传颂着他一些出格的故事，甚而还有人加枝添叶地把一些故事神话化。”(28)所谓“出格”和“神话化”，用来形容赵树理叙述的英雄事例，也不是毫无道理；只不过赵树理也许不介意“出格”，但却翦除了“神话化”的农村读者趣味和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在赵树理革命浪漫主义式的叙述里，被凸显的不是实干，而是苦干。历史的语境虽然有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别，但在赵树理的眼中，潘永福一直在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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